马克思主义教研室  罗米娜

各位领导、同事，各位学员：

大家好！今天我光荣地站在国旗下，向大家汇报一堂微党课，题为：继往开来，做讲规矩守纪律重自觉的党校人。我是一名党校教师，因此我想就我们党校本身的发展来谈这个主题。

一、党校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休戚相关

追溯过往，“干部恐慌”和“本领恐慌”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的国情与党情决定的。在建党初期，党中央就把开办党校、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党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4年12月创办的安源党校和1925年10月创办的北京党校。1925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斗争，举办的党校受客观条件制约，带有临时性、规模小、秘密举办等特点。1925年的北京党校尚能以“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之名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请注册，1929年的中央训练班则完全处于地下，连校址亦不可考。中共中央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建党之后至抗战之前党中央举办的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党校。

在中共党史上，党中央曾经三次决议办中央党校而没有办成。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决定在北京和广州两个革命中心各办一长期党校，称之为“最高党校”。但半个多月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局势恶化，而广州忙于北伐，两个最高党校都没有办成。二是1927年中共五大期间曾设立“党校委员会”，书记瞿秋白，决定在武昌创办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人，7月30日开学。但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三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破坏，高级党校也未办成。抗日战争时，敌后根据地大幅缩小，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将大批干部调回延安保留培养，使中央党校一度达到学员3000，工作人员3000的规模。毛泽东曾感慨：“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 1947年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央党校停办一年有余。1948年11月马列学院在西柏坡开学，1955年迁入北京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年开始，国家处在文革动乱之中，党校事业也停滞不前。文革结束之后，党的路线拨乱反正，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中央党校1977年复校，各地党校系统也相继平稳发展至今。

由是观之，党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党校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党的兴衰，也反映了国运的兴衰。

二、党校的学员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影

从学员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由点到面的发展。大革命时期，党员数量不多，尚未形成全国的组织系统，党的经费十分紧张，无法面向全国招生。安源党校60人是当地工人、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北京党校60人来自北方数省，两湖党校80人来自湖南湖北。土地革命时期，红白区域割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员主要来自中央苏区各省。初到陕北，中央党校学员以长征干部、陕北干部为主，中国共产党亟需“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抗战初期，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数量从1937年初的4万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80多万。据1941年9月15日《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二学期教学工作总结》统计，第二学期在校学员638人，学员籍贯覆盖23个省。其中1938年入党的206人，占32.29%。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1人，可谓凤毛麟角。这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已经完成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从学员成分看，初期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少量工人，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占了党员的绝大多数，大部分是1928年以后参加革命、有一定斗争经验的苏维埃县区级干部和红军基层干部。延安时期学员成分多样化，如中央党校1941年第二学期638个学员中，工人150人，店员４人，学徒12人，职员6人，自由职业3人，农民150人，学生236人，教员33人，军人28人，其他16人。学员成分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扩展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但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工人、农民和学生。

从学员文化程度看，其变化呈马鞍形。北京党校和两湖党校学员文化程度较高，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文盲达半数以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开文化课。延安时期，随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批入党，党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也随之提高。1937年至1941年中央党校55个常规班次中，需补习文化的只有两个少数民族班和8个文化班。“文革”浩劫，国民教育停滞，党员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也随之下降。1982年起，中央及各地党校再次举办文化班。

从学员工作性质看，瑞金和延安时期的学员来自党政军群文等部门，以做党的工作为主。比如，1941年第二学期学员中，在省、特委、县、区、支部、小组做党的工作的共423人，占66.2%。做政权工作的仅14人。这和中国共产党还是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的地位相符。执政之后，情况发生根本的改变。

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征调干部轮流进党校学习的制度，这种学习制度一直坚持至今。党校作为党内教育的学府，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三、党校教师必须讲规矩守纪律重自觉

回顾党校的过去，我们可以领悟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校的任务、学员情况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党内出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党内教育必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刻地领悟“党校姓党”不是外界贴予党校的标签，而是党校与生俱来的特质，党校和党本是血脉一体，党校因党而立，为党而存在。所以，坚持“党校姓党”，自觉地按党章讲党规守党纪办学办事，是党校的本分，更是党校老师的本分。具体来说，党校教师应时刻保持警醒，防控风险：

（一）理想信念过度自由化

网络时代，思想意识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有的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本质和主流。但也有人信仰资本主义，对西方的民主政治顶礼膜拜；有人信仰封建主义，如乾纲独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朋党政治；有人信仰宗教，有的信仰物质甚至臣服于黄赌毒。

（二）观点材料西方化

言必称西方，遇到事情，总是美国怎么怎么，德国怎么怎么，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一些思想和制度作为我们的评判标杆。片面引用西方经典，主观臆断和刻意捏造，故意歪曲客观事实。

（三）课堂讲解情绪化

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讲一套;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甚至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为迎合少数学员猎奇心理，讲一些所谓野史秘闻，标新立异，看起来热闹，实际上无聊；对于易引起认识偏差的具有研讨性的授课内容，不注意场合和对象随意乱讲。

讲规矩守纪律的前提是要熟知规矩。作为党校教师，要知晓规矩纪律，重点把握执行规矩的要求、标准和尺度，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都要广泛研究，不设条条框框，对于那些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党的方针、政策变化的重大敏感问题，无论是课堂教学、外出授课，还是在报刊上发表个人观点，都要谨慎再谨慎，因为不成熟的观点拿去引导学员和大众，必然会导致思想的严重混乱。那么，哪些研究成果可进课堂，而哪些不能进，具体纪律要求是什么? 一般来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那对于那些没有统一口径的问题怎么讲? 标准是什么呢? 这里我和各位分享中央党校王东京副校长提出的四条标准:

一是要与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有不同见解，可以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积极向上反映，但绝不可在课堂上口无遮拦、乱说乱讲。

二是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某些具体如涉及房价、股市、资产投资和养老保险等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不可能事事要中央表态，对此，党校教员完全可自行研究，并且可以发表个人看法，但立场必须站在老百姓一边，既不能只为少数人说话，也不能为博得掌声而哗众取宠。重要的是要搁置自身利益，不能以个人得失和感情好恶去品头论足。

三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学员讲授要注重针对性，强调 “问题导向”，但必须尊重事实，先把事实弄清楚，不能仅凭道听途说就妄加评论。

四是要严格恪守学术原则规范，对于学术争鸣问题，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