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政府、专家、企业面临着信任危机。具体分析，政府信任危机与职能缺位、对上负责、与民争利等相关; 专家信任危机与违背科学精神、成为权钱的代言人、名号的被滥用、学术造假等功利化相关; 企业信任危机与为利润损害消费者利益、以消费者利益受损为竞争代价等相关。综合分析，民间的监督力量薄弱、社会管理水平较低、信息公开不足、缺乏客观中立的第三部门等，这些都是政府、专家、企业产生信任危机的共同根源。笔者提出破除信任危机的对策是: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间监督机制、实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疏导信息公开渠道、发展与扶持“第三部门”。

关键词: 信任危机; 公信力 ; 信息公开; 社会管理; 第三部门

中图分类号: B8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1mdash;5647( 2012) 01mdash;0057mdash;07

　　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从三鹿奶粉到瘦肉精事件，从郭美美到卢美美，从卡尔丹顿衣服到达芬奇家具，从家乐福欺诈到台湾塑化剂，从“味千拉面骨汤门”到“肯德基豆奶门”，从中石化天价酒到听证专业户、甬温动车追尾等等，老百姓不得不发出疑问: 我们还能信任什么?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微博) 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lsquo;信任墙rsquo;。”［1］如何破解横亘在社会中的这堵“信任墙”，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然而，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寻找到造成当前这种信任危机局面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一 、信任危机根源探究

　　面对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的局面，对信任危机的根源分析也是多种多样，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社会角度、心理角度等方面的分析不一而足。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必须透过当前信任危机的现象，同时抓住产生信任危机的本质原因来分析，既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也要从互不关联的案例中找到共性，这样，既可以发现信任危机的特殊原因，也能够发现其普遍性原因。为此，笔者选取了政府、专家、企业这三类受信任危机困扰的对象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其具体原因，希望找到产生信任危机的总根源。

( 一) 政府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公信力源自于英文 Accountability，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2］公信力的主体是公共权力，而公信力的高低则决定于公众的感受，体现出一种公共权力与公众的关系范畴。现代社会，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感受。民众的认同与信任又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因而，公信力下降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前，我国政府存在着公信力损耗较为严重的状况，具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与其它机构相比，政府的公信力仍较高。据爱德曼发布的 2011 年全球信任调查报告，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 88%。［3］2011 年 5 月 4 日，中国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 2011 年《社会心态蓝皮书》，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显示，“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等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和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接近lsquo;中度信任rsquo;水平; 商业行业最低，属lsquo;基本不信任rsquo;范围。”［4］二是中国政府公信力水平呈现等级排列，越往上公信力越高，中央政府公信力最高。2007 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 民众对中央政府信用度最高，对地方政府持“比较信任。”［5］2006 － 2007 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信用指数低于中央政府。［6］三是地方政府公信力参差不齐，公信力水平受政府的观念意识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时表现出的差异，这也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差异埋下了伏笔。2010 年 9 月10 日，由江西抚州宜黄县拆迁所引发的自焚事件，对此宜黄县政府办公室则声称，事件不是自焚，而是伤者不慎将自己点燃，并围截赴京反映问题的受害人亲属。2011 年 5 月 26 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三地先后发生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在爆炸中当场死亡，而抚州政府在漩涡的风暴中回避问题、漠视民众权益的行为也受到广泛指责。相比之下，四川会理的领导悬浮照事件，则由于政府应对及时并开通微博信息公开承认错误、诚恳道歉，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谅解。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特点给我们三点启示: 一是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权力”的乐观看法，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为民理念的社会反映。二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受“权力”的影响仍然较大，权力在老百姓权益保护、利益表达、价值实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企业自律性低、政府没有尽到监管责任。

　　尽管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其它机构相比仍较高，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是怀疑一切正成为国人的集体意识，政府公信力正不断损失，其原因如下:

　　1． 政府承诺与所行存在差距。当前，一些政府不顾地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而盲目攀比、上项目，对民众作出不合实际的许诺，从而提高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当政府行为与许诺出现差距甚至背离时，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

　　2． 政府与民众争利。政府作为人民的合法代表，它应该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己任。但是，当前一些政府部门为了任内的 GDP、为了换取政绩，却不惜以损害民众利益为手段，或者从事非法的商业活动进行权钱交易，从而损害了民众利益，造成了官民矛盾。

　　3． 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对内职能的重要一项即是社会管理职能。但是，近几年来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案件、交通安全、天价酒等案件，都凸显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缺位问题。

　　4． 只对上负责与漠视公民权利。虽然同级政府人员应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级领导往往操控着下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权，因而，只对上负责便成为官场的一种现象。由于缺乏对下负责的态度，从而也就不会去亲身体会下层普通民众的所想所求，把心思只用在琢磨上级的个人喜好上，如此必然会对管辖内的民众权利漠视甚至是侵害。

　　5． 官本位思想浓重。在现代社会，公民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公民权利受保护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高低的重要标准。但是，在一些官员的观念中，依然把普通民众作为被管理者、愚昧无知者、无端闹事者，把有权与无权视作人格高低的分水岭。如此观念，必然导致人民主权的异化、人民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

　　( 二) 专家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在《新华词典》中把“专家”解释为: “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或擅长某项技术的人”，因而，专家不但是指技术科学家，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家，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特点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中贯穿终一的态度及其思维模式，科学家应该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者。陈独秀早在 1915 年在《敬告青年》中就提出，青年人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7］当前，被国人冠之以专家的科学家本应获得最高的社会信任度，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专家却遭遇了尴尬的信任危机，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具体分析专家信任危机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违背求实、求真、求证精神。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老百姓存疑的一些难题，一些专家不能从求实、求真、求证精神出发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是凭借着专家身份信口开河，无限制地夸大或缩小问题的严重性，或者回避问题而避重就轻，或者与国外通行标准针锋相对却又拿不出有价值的证据。如此作为，不但没有解决民众心中的疑虑，反而给民众造成不安全感。

　　2． 成为权势金钱的代言人。“专家”之所以受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专家所拥有的博学知识和道德情操。正如贝尔纳所说: “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不过人们向来就是要我们这样看待科学的。”

［8］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专家成为权势和金钱的代言人，利用自身拥有的知识和民众所赋予的信任，为权势和金钱服务，既背离了科学精神，也践踏了民众对专家的信任。

　　3． 专家的名号被滥用。在信息时代，知识以几何级的数目在增长，专家因其所具有的专长而被信赖。在此背景下，一些人打着专家的名号招摇撞骗。例如，有人顶着中医专家的头衔愚弄百姓; 一些股票专家欺骗股民等等。当专家名号成为权威的通行证且又缺乏来自民间的有力监督时，专家也就成为一些人谋利的工具。

　　4． 学术造假与学术功利化。专家的功利化无可厚非，因为专家也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要为生活奔波。但是当专家日益功利化，甚至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惜学术造假时，专家也就失去了立基之本。例如，有的专家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学术造假看似与普通老百姓相隔遥远，但它却加深了老百姓对专家的不信任。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的学术科研能力，当他们是通过造假而取得专家称号时，所谓专家的“建议、意见”就成为欺人之谈。

　　( 三) 企业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企业以从事商品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获取利润为目的。企业以组织的形态存在，它具有节约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优势。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经济革新与进步的主要力量。离开了企业，整个现代社会生活将回复到封闭、落后、枯燥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我国的企业目前却遭遇了普遍的信任危机，民众给予企业的信任度一直都持较低水平，其原因何在呢?

　　1． 为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应该说，利润是企业的生命，企业营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前一些企业为了利润而不惜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例如，三鹿奶粉事件、锦湖轮胎、双汇瘦肉精、味千拉面骨汤门等等，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量而在生产过程中做手脚，以起到蒙蔽消费者的效果，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有毒物品的受害者。

　　2． 企业竞争以消费者利益受损为代价。例如，腾讯、360 与金山三家的“3Q”大战，腾讯要挟 QQ 用户卸载 360 软件。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夹在企业之间无所适从，成为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在另一案例中，移动通信运营商在手机用户选择竞争对手提供服务时，出台限制机卡分离、锁定手机的举措，使消费者所购的手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砖头”。有人把我国企业的这种竞争模式称之为“竞争暴烈化。”［9］不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缺乏企业自律以最快赚取利润为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忽视甚至成了筹码。

　　3． 回避问题，逃避责任。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必须肩负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但是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破坏自然环境、排放废水废气，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健康，被媒体曝光后则百般抵赖。有的企业在产品出现问题后，不是向社会及时通报情况、化解问题，而是百般抵赖，回避问题，把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此外，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任意压缩工人的作息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使工人成为一部生产机器，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企业如果漠视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一味以营利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又如何能唤起老百姓对这个行业的信任呢!

　　( 四) 政府、专家、企业信任危机的根源探究

　　从形式上看，政府、专家和企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似乎是孤立存在的，各有具体而又不同的原因，然而，这三者之间实际上具有共性。

　　1． 民间的监督力量过于薄弱。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并相信某人或团体具有言行一致的责任感，而当所想与现实出现距离时，信任危机便出现了。信任关系的成立必须建立在行为者平等的交往之中，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存在。政府、专家、企业的相对方基本是普通老百姓，如果老百姓对他们承担责任抱有极高的信心，那么就会有很高的信任度; 如果老百姓对他们承担责任抱有较低的信心，信任危机就产生了。政府、专家、企业与普通老百姓之间是一种隐形的契约关系，政府与老百姓是委托mdash;mdash;mdash;代理关系，专家和企业与老百姓之间是生产mdash;mdash;mdash;消费关系。在这两类关系中，老百姓具有纯消费性，是产品的最终承担者。如何才能保证作为代理方的政府和生产方的专家、企业负起应有的责任呢? 一方面，需要作为生产方的政府、专家、企业自我约束，具有较高的道德自律性; 另一方面，需要作为相对方的老百姓起到监督作用。当前，虽然我国民众的监督意识在不断上升，监督水平在不断提高，监督渠道在不断拓展，但是仍显薄弱，而且多是事后监督、个人监督，很多都是由当事人或第三方通过把消息发到网上引起网络关注后，才由权威部门介入调查。这虽然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但相比于事前监督、预防监督、多渠道监督仍显薄弱。

　　2． 社会管理水平较低。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人员流动加速，利益多元化，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在此背景下，对社会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但是也存在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 第一，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其速度落后于 GDP 增长和财政支出速度;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无法对公众的需要做出及时、迅捷的回应; 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落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相脱节。第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应能力之间存在不均衡。第三，公共服务模式落后，仍然是投入型而非效率型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水平低下导致人的生活没有安全感，公共服务不足导致人的生活失去公正感等，这些不是产生信任危机的温床。

　　3． 信息公开不足。信息公开，既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取信于民的重要措施，也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前提，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要求的一部分。信息公开的价值在于改变权威部门( 个人) 对信息的垄断，便利于民众及时掌握情况、监督进展、做出反应。我国早在 2007 年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时至今日，虽然各级政府部门设立了政府网站，及时公布了一些信息，但要做到完全、详尽的信息公开，依然任重道远，有人甚至把此种情况形象地概括为“信息攻坚战。”［10］例如，一些企业在产品出事以后，不是及时地向社会通报具体详情，而是百般抵赖。一些专家利用普通民众专业知识的局限，以虚假信息蒙蔽民众。信息垄断、信息公开不足，起到了误导民众的作用。

　　4． 客观中立第三部门的缺乏。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是介于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社会组织，“组织设立的目的不在于获取利润，且净盈余不得分配，由自愿人员组成的，实现自我管理的，具有独立、公共和民间性质的组织或团体。”［11］第三部门的最大特色在于其非营利性、独立性和公共服务性，它架起了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桥梁。第三部门在政府改革、弥补市场和政府失灵、扩大社会公平、培养人们的协作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三部门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面临着独立性不高、资金缺乏、法律不健全、缺乏对第三部门的权威监督、公众认同不高等困境。第三部门发展的不足，导致社会生活的两极化，即要么是政府部门，要么是营利部门。当民众就腐败问题、公共责任问题、企业产品问题、环保问题产生疑问时，政府部门与营利部门的结论由于作为当事方而难以取得民众信任，客观中立第三部门的结论由于其中立客观且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既避免了负面信息的大面积传播，也对社会不信任情绪起到了疏导作用。

　　二 、对策与建议

　　政府、专家、企业信任危机的产生，既具有某些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有些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有些问题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得到逐步解决，因而，笔者只拟对信任危机产生的共性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 一) 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间监督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指出: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 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2］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切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理顺体制内部的权力关系，明确人民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主体性质，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在表达民意、监督政府方面的作用，使民众的合法诉求得以顺畅表达。此外，应该拓宽民众利益的保障渠道，制定出完善的程序，并建立起相应的追究机制，使民众有能力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 二) 实行社会管理创新

　　有学者把我国当前面对的社会管理问题归结为五个方面: “首先，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还没有完全形成、确立; 第二，管理的体制、格局与当前的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的利益结构和人民的多元化要求不相适应; 第三，在机制上，特别是在维护群众利益、协调利益关系、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的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上都有很多缺陷; 第四，管理方式上，不太善于运用法律手段; 第五，在管理载体上有很大缺陷。”13］社会管理必须顺应我国社会发展情势并做出及时的调整，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改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利益相对立的现状。管理就是管人的观念，代之以服务为主、管控为辅的观念，即要转变以往社会管理就是“救火队”的观念，代之以重在预防问题、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二要转变管理方式。即由管控为手段代之以“治理疏导”为主要手段，由以行政的强制力为后盾转变为依靠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三要改变管理主体单一的局面。社会管理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职责，为此应积极把社会组织纳入社会管理者轨道，拓宽社会管理的主体并合理区分各自的权限范围，以使得社会管理不留空白。四要以人为本，加强社会道德规范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民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主人意识，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顺利推行创造出坚实的载体基础。

　　( 三) 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的需求仍有差距，这是我国公共服务的现状之一。改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着重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二是改变供给主体单一的局面，进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形成供给主体多元的局面。

　　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首先，必须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把公共服务职能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 依法明确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能和职权，克服公共服务领域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和相互推诿现象; 制定公共服务各个领域的全国性标准和地方性标准; 建立和不断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等。其次，要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力度，改变我国公共服务“投入型”的模式，改变重投入轻产出的倾向，设立“效率型”的公共服务模式。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主体单一的局面，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合理划分事业单位的边界; 推进法律法规建设、财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确保事业单位改革的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民营化、社会化改革，对于那些能够市场化、民营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应鼓励市场机制的进入，政府角色由直接的供给者变为规划者、购买者与监督者。

　　( 四) 建立服务型政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广泛的政府再造运动，其中，服务型政府成为理论探讨的热点。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是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重视社会的基础人mdash;mdash;mdash;“公民”。服务型政府是中国政府发展的目标，相比于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类型，“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再是控制导向下的单项线型的中心mdash;mdash;mdash;边缘治理结构，而是拥有了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型结构。”［14］服务型政府对公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对政府责任感的重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营造出的将是一个服务mdash;mdash;mdash;信任mdash;mdash;mdash;合作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其中信任关系是维持服务型政府有效运转的核心要素，而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运转也将有效促进社会信任度的增加。

　　( 五) 疏导信息公开渠道

　　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但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信息公开仍存在不足。健全我国的信息公开体系，一要颁布与信息公开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形成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体系。我国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内容与方式，但由于缺乏后续的配套措施作为保障，很多时候信息的真正公开仍是困难重重。二要制定完备的信息公开程序，并且要公之于众。完备的程序既是保证信息公开得到落实的重要一环，也是民众进行监督的重要渠道。三要建立和完善追究机制。针对法律规定应该公开而拒不公开信息的部门，民众应该被赋予追究权，法院应该受理此类案件。四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政府对于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且又不涉及国家安全者，应该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公开相关细节，并邀请有关权威人士作出详细讲解。对于有缺陷或有害于消费者利益的产品，企业有责任及时地把信息公之于众。对于故意隐藏甚至瞒报事实的企业，应该进行法律追究。媒体在引用专家言论时，应注明专家的相关信息，以便于民众监督。

　　( 六) 发展与扶持第三部门

　　据帕特南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此外，“许多调查也曾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和社会资本来自志愿性团体内部个体之间的规范化、习惯性互动，这些团体通过推动个体之间的合作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和提高。”［15］社团不但能起到衔接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用，而且还能够培养民众之间的信任感。在现实中，我国的第三部门发展还面临着政社不分、经费不足、能力不足、法治缺陷等难题。破解这些难题，积极扶持发展第三部门，不但能够丰富社会管理的主体，而且还能够提升社会的信任度。一是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明晰化。我国第三部门一般都要挂靠在政府机关部门，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失去独立性，第三部门也就会因此而失去了其独立地位。因而，必须理清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活动范围。二是制定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法规，使第三部门的发展有法可依。三是政府应该扶持第三部门的发展。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并非冲突的关系，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因而，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扶持第三部门的发展，为第三部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四是培育民众的参与意识，提升志愿服务精神。参与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既是第三部门所应着力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信任关系产生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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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