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组织是现代化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重要制度表现，那么在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国内社会组织的数量、活力、效率以及社会认受性等等都将发生质的飞跃。届时，组织化社会生活将会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且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质素：通过组织保障社会公平，通过组织实现利益诉求，通过组织实现广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通过组织表达社会关切和社会责任，通过组织实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自然人mdash;组织人mdash;社会人，也就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属性的逻辑链条将更加完整、坚实。根据我们的学习体会，这些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培育现代社会组织的深层原因。

　　中国香港地区的社会组织众多，社会号召力、影响口巨大，在慈善公益、公共治理、社区发展等领域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高度组织化可谓香港社会的一大特色。因此考察香港社会组织的特点对于推进内地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很有助益。

　　一、香港社会组织的特点

　　香港社会组织从其自身性质、运行实态、社会功能角度来看，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一是社会组织的政治性。就香港社会组织(不包括企业)的性质而言，除了纯粹的慈善组织外，其他也多为公益目的，包括工商经济类、文化教育类、宗亲同乡类等等。但随着香港民主政治的进步，政治类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能量随之增大，正在改变和形塑着香港地区的政治生态。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香港各类社会组织不仅代表着某一阶层或群体的经济利益，也代表着他们的政治诉求，甚至还是背后某股政治势力的合法代表。因此说，香港的社会组织，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等高度融合的社会实体。从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它们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社会能量，其组织的领导者为什么能够被不同时期的政府吸纳为社会管制团队。

　　香港社会组织的政治性进路或参与政治基本有三条畅通渠道：一是通过“吸纳政治”而直接进入政治管制渠道；二是通过游行、政策建议、研讨会、专题调研、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制造政治议题、改变社会政治舆论、形成公共政治压力；三是参选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社会组织参与现实政治是全方位的。中小社团的负责人可以竞选或获任区议会议员，或者加入当地区域性的各种事务委员会；大型社团，如香港四大商会、广东社团总会、福建社团联会、中华出入口商会等的负责人则多有资格获任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以及全港性咨询委员会或法定组织负责人等等；中产专业人士社团的负责人除进入各类专业性咨询委员会以外，还有竞选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的法定资格。

　　二是社会组织的实体性。香港社会组织十分重视实体机构建设，以便直接承担服务当地民众的责任。香港各类社会组织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他们不仅是一个同人群体和组织，还是一个提供各种社会公益服务的亲民实体。一些大的社会组织，其分支实体机构数量惊人、员工或义工数量巨大、涵盖香港各个地理区域。例如香港工联会已经构建了遍及全港的社会服务网络和福利服务机构，甚至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也相继建立了服务于港人的咨询服务中心，为他们在内地的工作、经商、就学、生活提供咨询和紧急救援服务。例如大型慈善组织香港明爱在全港设有286处社会福利服务实体，慈善组织保良局在全港开办了268家慈善公益服务机构，慈善组织东华三院开办了210个慈善公益服务机构，慈善组织仁济医院开办了100多所医院、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博爱医院开办了70多家社会服务单位，等等。开办多家地区社会服务实体机构是香港各类不同规模的慈善公益组织的组织和运行常态。

　　三是慈善组织的传统性。可以说，香港的社会组织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香港社会组织的传统性，首先是中西二元并立。一面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一面是西方传统的宗教(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中心)文化。其次，在这些社会组织中，思想、制度、习俗等和谐统一在一起。儒家文化思想、敬老恤幼的传统制度规范和人们的生活习俗都会在保良局、东华三院以及一些地区社团、同乡会、宗亲会中完美结合起来。佛教慈悲观念、佛教寺庙、精舍(或“莲花”形象)与人们的信仰和布施习惯等也在佛教类慈善公益中延续下来。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社会组织亦是如此。再次，这些传统性社会组织同时也与时俱进，既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也能与现代性特点突出的社会组织多元并存、协作共进。

　　四是社会组织的中介性。前文已经提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香港社会组织具有抗争性、制衡性的特征，因此它们多处于政府与民众的中间地位，是政府与民众沟遥的中介和桥梁以及双方角力的缓冲区域。中介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香港社会组织是沟通内地与香港的重要中介、桥梁和平台。香港的最大优势就是其港口区位和背靠内地，从而形成了其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三大中心的优越地位。因此，香港与内地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是近代以来以及未来的永恒主题，只会强化而不可能削弱。前文也已提到，因为香港社会政治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多元等的社会特征，以及时代和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的特征，必然决定了两地交往的多元性。

　　五是社会组织的法制性。香港是法治社会，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领域，香港社会组织的法制性也是其显著特色。香港社会组织的法制性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香港政府有关社会组织领域的法律制度十分健全。与香港社会组织的注册、运行、筹款、监管等直接相关的法律有《社团条例》、《公司条例》、《税务条例》以及《津贴及服务协议》、《服务表现监察制度》、《慈善机构及筹款活动管理》、《慈善筹款活动最佳安排参考指引》等等。二是香港社会组织内部，尤其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内部制度也十分健全，并符合相关法律。一般而言，香港社会组织都采用董事局(会)、委员会的管理模式，严格按照自定章程、议事规则、各项管理办法等行事。三是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和获得政府津贴补助的社会组织都会自觉遵守政府法律以及主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它们通常会通过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媒介公布管理架构、人事安排、活动方案、筹款办法和组织年报，通过全方位的行政开放和信息公开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六是社会组织的慈善性。社会组织的最大特性就是公益性，而其制度性约束就是必须以非营利为目的。然而，香港的社会组织除具备公益性这一最基本的特性外，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就是慈善性。慈善性与公益性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不同范畴。慈善组织可称为公益组织，而公益组织若称为慈善组织则不规范，也不准确，甚至不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受益或受惠对象的不同。相较而言，慈善组织的关照对象更为广泛，往往超出慈善组织所在的地域范围和人际范围；而公益组织则较多表现为对该组织所属系统内的群众或单位的利益的关照，当然也有的是以全社会范围的某一公益领域为工作目的，如一些环保组织等。香港社会组织的慈善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香港所有的30531个社会组织中，政府认可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机构和慈善信托机构就达到1.1万余家，占据1/3强。二是即使是一般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慈善事业也多是其长期业务，对慈善事业情有独钟，有更多的社会担当。

　　二、借鉴香港经验推选内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其中，关于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论述，既凸显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给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香港地区社会组织众多，社会力量强大，其运作也十分规范和成熟，对于内地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一)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严格分类，重点做好社会组织的善款筹措和资金支出的监管工作。香港警务署社团事务处是全港社会组织的注册和监管机构，其职能包括在港所有社团的注册申请、备案、运营、更改、监管、注销等。社团事务处按照《社团条例》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各项业务管理。香港社会组织注册门槛很低，只要是香港人士且在港有办公场所无须资金即可申请成立社会组织，且可以包括会社、有限公司等形式进行注册或豁免注册。香港社团注册申请免费，一般在12个工作日内完成。而我国内地虽然对于社会组织的注册管理和业务管理已经开始实施了一体化管理模式改革，但是其注册和管理仍有较多严格限制，门槛很高。例如，对社会组织的会员人数限制和运行经费限制等等。香港3人以上就可申请注册社团，而内地需要50个以上个人会员或30个以上单位会员；内地还对不同活动范围的社会组织规定有不同额度的活动资金要求。这些都抑制甚至挫伤了不少人的公益热情。当前，政府应该顺应社会发展多元化的大趋势，降低门槛鼓励开办大小不一、范围不同、能量有别的各类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只是要抓好“两头”的工作：即严格立法监管社会组织面向社会的资金筹措环节和面向社会的资金支出环节。社会资金是社会组织的命脉，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是政府社会组织管理的命脉，其他则是社会组织竞争、创新和实践的领地。

　　    (二)通过建立各层次各类别的法定或临时性咨询委员会，将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培育为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和基层民主的重要力量。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篇幅，显示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中，有较多内容都直接涉步及社会组织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如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丰富民主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等等。这些论述都给中国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责任使命、活动空间和运行体制机制。

　　香港等地的社会组织实践已经表明，社会组织参与政治不仅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需要。社会组织参与政治，不仅有助于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还可以丰富民主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更在基层民主协商以及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政府可以通过设置各层次各类别法定或临时性咨询委员会，将各层次各类别社会组织的管理精英吸引进来，与既有的统战渠道和政协的协商民主渠道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民主进程当中的新的有生力量。

　　    (三)建议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措施，积极推动和鼓励有条件社会组织的实体化发展。香港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组织的实体化。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能够起到联络、中介作用的具有相同身份或价值追求的同人组织，更是一个拥有医院、中小学校、幼稚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安老皖、疗养院、心理治疗所等机构的慈善公益实体。而反观内地的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则极为欠缺。中国红十字会拥有不少医院，但其公益性质则较为逊色。中国慈善总会系统可以说在全国的组织网络也较为健全，但是它们更多的是善款的集合中心，虽有一些实体建设的尝试，但远没有形成气候。经过比较两地社会组织的实践，我们认为，社会组织的实体化既是慈善公益性社会组织回归慈善公益本性的必然通道，也是它们关爱民众并赢得民众衷心拥护和社会公信力、影响力的必然通道。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推动有条件社会组织的实体化发展。首先，要打破目前各类慈善公益实体机构条块分割管理的局面，像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一样，在社会建设领域也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允许红十字会、慈善会或者其他有实力的慈善公益组织通过兼并、重组或合作等方式，拥有自己的慈善公益机构实体，而不是主要由政府掌控和管理。其次，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措施，鼓励社会组织自办慈善公益实体机构。政府要在用地、用人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再次，政府要面向社会组织出台统一的财政补贴政策和措施，一视同仁，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和资金管理情况来判定其补贴资格，而不是看其出身和归属。

　　    (四)鼓励各阶层各类型社会精英群体创立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知名人士和机构捐赠，设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信托基金。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其居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度较高，各阶层各类型社会精英多通过创立慈善公益性社团来参与社会。由于社团数量众多，在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中担当了重要责任，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香港社会形成了浓郁的社团文化。社会组织在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人人都以任职社团、参与社团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荣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香港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踊跃捐赠，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或慈善信托基金，如李嘉诚、邵逸夫、曾宪梓、田家炳、蒋震、刘德华、郭富城等。另外，香港的许多机构也成立了以本机构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如交通银行、东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光大控股、招商局、港中旅、华润、华懋等。因此，当前内地也很有必要像香港那样，营造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社团文化和捐赠文化，鼓励各类社会精英创立各类社会组织，建立慈善基金，用以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五)积极传承和吸收中西传统慈善公益文化精华。香港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众多且社会影响力巨大，端赖中西传统慈善公益文化精华作为其养料和支撑。正是这一中西传统慈善公益文化精华，造就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多元并存、竞争共进的生动活泼局面。因此，内地在积极推进社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传承和吸收中西传统慈善公益文化精华作为养料和支撑。要积极挖掘、传承、吸收儒家传统仁爱文化、道家传统平均文化、佛家传统慈悲、福田文化、西方基督教传统救赎、博爱文化等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从宗教文化中汲取其合理内核也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只是对它要有一定的改造、提炼和升华。我们认为，在传承、吸收这些中西传统慈善公益文化时，要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个人品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紧密结合起来，培育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公益文化，从而使奠基其上的社会组织能够在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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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稿人：叶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