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始于18世纪产业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世俗化等。学界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第一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秉持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和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引起学界、政界、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集约发展、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度、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生态理念相继产生，并逐步被纳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支撑的新一轮现代化mdash;mdash;第二次现代化mdash;mdash;之中。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应运而生，生态化成为第二次现代化的重大特征。在“生态文明”概念在学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内涵和战略布局之际，“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行的概念，还是作为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继的形态，都同“现代化”一样，是人类思考自身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二者之间是相互比照而存在、相互影响而发展、相互渗透而融合的耦合关系。

　　一、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效应与生态理念的萌发

　　就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第一次现代化始于18世纪产业革命，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完成，并以欧美为中心向全球扩展和渗透。工业化、现代化是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相伴随的，它把一切民族国家都卷入其中。这使得第一次现代化的历史结论，有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mdash;mdash;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第一次现代化，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第一次现代化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两大问题：一是贫富分化mdash;mdash;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民族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对立，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和谐的主要表现；二是生态危机mdash;mdash;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第一次现代化所创造的生产力固然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但它所付出的生态代价也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已经危及到地球和人类的持续存在和发展。

　　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两大问题密切相关。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无限逐利的资本逻辑，征服宰制的行为方式，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冲突以及生态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同时，贫富分化不仅源于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侵略，也源于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生态侵略。生态危机不仅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因为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和资本所有者造成的，而劳动者和贫困者却更多地承受着其后果。环境正义的提出正说明了贫富分化与生态危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效应在20世纪60年代末走入西方国家的公众视野，逐渐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在70年代成为国际会议所讨论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1962年蕾切尔middot;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拉开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1972年，面对西方国家狂热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经济飞速发展的态势，来自西方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等会集罗马，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人类和地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类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3]。这一知识预警引起巨大反响，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种以“生存危机论”为基础的环境主义氛围下召开的，其所达成的环境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生存危机论”思维模式的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解，即认为生态环境恶化是一种人类社会生存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现代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必须对之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实现一种“没有破坏的发展”，否则现代类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崩溃。在这一理解框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彼此对立的“零和关系”。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宣言》及其《原则声明》构成了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事务的最早的“软法律”的基础，成为世界各国未来20年环境保护实践的行动指南。

　　此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取代“生存危机论”成为理解国际环境事务的主导理念。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环境关注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不是边缘性的，而是核心性的，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前提，生态可持续性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矛盾，关键是要改变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是能够与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内在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旨在通过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类代际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寻求人类代内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需求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4]。

　　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以“建立环境利益关切者与工商业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主题，标志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思路，日益与绿色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生态现代化理论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导思路。“生态现代化”概念是德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自90年代以来逐渐盛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于探求经济与环境之间正向结合的方式，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该理论认为，不应把环境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应将其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不应将环境保护外置于经济发展，而应将其内含于经济发展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瓦解经济与环境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另一种阐释，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旨在促进“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向生态亲和型模式转变，推进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

　　二、第一次现代化的生态反思与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

　　对于伴随着近代科技发展而兴起和推进的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第一次现代化，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5]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虽然带来了物质的丰富、民主的推进、精神的自由，却并未带来分配的公正、精神的充实、幸福感的增加。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第一次现代化是通过资本对全球的殖民侵略、剥削压迫、转嫁危机以及资本对自然的征服掠夺、污染破坏来推进和完成的，从而产生了我们予以反思和批判的“现代性”。“现代性”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的文化产物，其合理性可由后者的合法性窥见一斑。我们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现代性”，并非要全盘否定“现代性”，而是要检讨其缺陷和负面效应。

　　“现代性”以二元论、主体性为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性”是一种碎片式、个体性、分离式和对立性思维，缺乏整合性、整体性、联系性与和谐性。“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是灵与肉的分离、感性与理性的分立、你与我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作为现代社会的特性和属性，“现代性”以物质性、工具性、自我中心性、个体性为核心理念，并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了一种片面和狭隘的知识和理性标准，以此来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这一标准推崇的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的是人类如何能凭借科技的发展而尽可能地开发、占有、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为此，它奉行占有、使用、增长、扩张，在自我与他者（他人、他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中追求的是征服、控制、掠夺、剥削。在实践中，资本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物质载体，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全球性扩张过程，它既造成劳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片面发展，也引发全球性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它既以西方为中心造成南北贫富悬殊，也以人类为中心导致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利用。科学理性和资本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后果，只能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我们之所以要在理论上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因为“现代性”是实践中资本、异化、贫富悬殊、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内在理念和精神形态。

　　现代性社会似乎以强调个性、自主、民主、自由为价值追求，但是在单一性、片面性、物质性、工具性、自我中心性主导下，发展出来的却是一个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被物欲所主宰而彼此间表现出空前的既趋同又对立的矛盾性。人们趋同于物欲、同一性、非理性、集体无意识、非人性化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却又无法自主自立，对立于彼此利益的冲突、物质精神的分立、个体自我的对抗以及企图对他者的控制、主宰、压制与盘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迄今为止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军备竞赛，全球化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以及贫富分化对立，是现代性社会的真实面目。人类的物质总量确实增加了、丰富了，但如果由此带来了对立、冲突、仇视、战争、精神空虚、幸福感下降甚至生存危机，那么物质丰富的意义不知该如何界定。美国生态社会学家布克金深刻指出：“我们对lsquo;独立性rsquo;的现代强调，既没有表达出自主的品德，也没有表达出个体的权利要求；相反，它公开表达了一种到处蔓延的、具有社会腐蚀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非理性意识形态。hellip;hellip;个体性和独特性的丧失，以及作为最终结果的个性本身的lsquo;消除rsquo;，开始于我们失去把一个曾经拥有的更人性化世界、现实存在的日益接近极权化的另一个世界以及应该成为的合乎人性规模的、生态的和理性的第三个世界相比较的能力。hellip;hellip;现代权威主义技术已经被一个自然衰败、严重的屠杀甚至生物自杀的拙劣历史证明是不可持续的。”^[7]现代性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非生态性社会。

　　没有联系性、整体性、精神性、生态性的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没有持续发展的内涵、动因和可能。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涵着彼此关联、整体发展、精神追求、和谐共生。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一个生态性的联合体。在起源和初始的意义上，生态性仅指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现在，生态性、生态文明已经获得了广义的内涵，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整体繁荣、和谐共生是其本质规定。生态社会、生态文明是为批判和超越现今贫富两极分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非生态性社会和世界而提出的，它倡导和昭示着人类应该有一种新的生存发展理念和方式。“生态社会的概念必须始于一种坚定信念，即社会与自然并非是内在对立的。hellip;hellip;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成一种对立于自然的力量；相反，它是一种新的、尤其是生态性功能的隐喻：创造一个比伊甸园本身更丰产的花园。hellip;hellip;在一个需要拜物教让位于自由选择需要、数量让位于质量、卑鄙的自我中心主义让位于慷慨大度、漠视让位于关爱的世界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工业化将会被视为对人类心理节奏的侮辱，而体力性的艰辛工作将会被重新组织成更加欢快而不是吃力的集体活动。hellip;hellip;人类绝对不能失去的是它的生态方向感和它赋予其活动的伦理意义。”^[8]生态文明既是这种生态社会的文化形态、核心内涵，也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它力求对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超越。

　　300年的工业文明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砍伐、土地侵蚀、物种灭绝、温室效应等等，就像一柄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人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塑造”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不得不检讨物质化、工具化生存理念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从而发展出一种与工业文明相对立的生态文明理念，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一方面，生态文明坚决反对和放弃工业文明条件下“大量生产mdash;mdash;大量消费mdash;mdash;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倡导在自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主张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要被限定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发展理念。同时，生态文明反对工业文明条件下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资源mdash;mdash;产品mdash;mdash;废物”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而提倡“资源mdash;mdash;产品mdash;mdash;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社会政治制度追求公平正义，消除贫富不均，消灭剥削，反对资本统治、资源侵略和生态殖民；生态文明的各种体制机制指向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摒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人、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物化和异化，以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主导和对人的发展方向的误导，承认自然具有为己的价值，自然也是自我存在的主体，具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并且秉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行为准则。人类只有在思想观念层面上真正实现绿色化、生态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统而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9]。生态文明既是人们期望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文明形态，也是人们在不断地进行论证和丰富的文化伦理形态，还是人们通过具体的制度建构和现实发展而体现出来的过程和结果。生态文明的本质，其出发点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其落脚点则是通过解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社会矛盾，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对工业文明之物质性、个体性、自我中心性、排他性和非生态性的超越，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两大和解，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三、第二次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路径

　　当人类开始以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等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的时候，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工业文明是在世界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完成的，第一次现代化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现代性，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地球的可持续存在的基础之上，经济社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生态文明理念应运而生。生态文明必然成为第二次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第二次现代化必定要进行生态转型。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而是可以有一个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和发展方向。

　　第二次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将实现如下超越：其一，超越二元论、个体性、自我中心性、物质性、工具性等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上述观念理念以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个体与整体、自我与他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自我个体和人类自身当作唯一的目的和主体，将整体、他者、自然只视为个体自我和人类自我的工具和手段，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两极对立的冲突关系，而非共荣共生的和谐关系。同时，物质性、工具性主导下的社会物化、异化了一切关系和存在，失却了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精神丰富和超越。第二次现代化如欲实现生态转型，必须首先在哲学基础和观念理念上实现上述超越，确立整体性、联系性、精神性、和谐性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更新现代化的和谐内涵，确定现代化的生态方向。

　　其二，超越第一次现代化和传统工业文明条件下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资源mdash;mdash;产品mdash;mdash;废物”的线性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及“大量生产mdash;mdash;大量消费mdash;mdash;大量废弃”的生产消费理念和方式。上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生产消费方式，由于追求经济的无限制增长、物欲的无限制满足，直接造成了贫富分化和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引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立和矛盾冲突。第二次现代化如欲实现生态转型，必须在实践中创新“资源mdash;mdash;产品mdash;mdash;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方式，创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反对资本统治和生态侵略、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制度，破解贫富分化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难题，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共生。欲达此目的，从根本上说，需要进行“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0]。

　　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文明形态，还是作为过程和结果，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实现均需要通过具体的发展战略来推动和体现，现代化是其现实路径。应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生态文明，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使生态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和中国应对生态危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生态现代化昭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预设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为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应运而生的生态文明，不可能在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下运行、实现，而是需要一个具有生态内涵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种现代化着眼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着力于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脱钩，把生态建设纳入发展内涵，将发展界定为生态可持续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作为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路径的生态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生态现代化有其理论基础、发展模式和实践对象，其理论和实践中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资源。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生态现代化更多地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框架下进行的。它多以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修正和修补为理论和现实诉求，对生态文明的价值认定和生态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缺乏本质深度，在理论上不能深刻认识第一次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在实践中不能全方位、根本性地建设生态文明。所以，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在社会主义。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生态文明必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必然指向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是生态现代化，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是符合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着眼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生态文明旨在和解、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此，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路径具有如下内涵和特征：第一，针对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贫富分化以及人与人关系对立冲突的现实，生态文明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公平正义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共同贫穷，而是要普遍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1]同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的，普遍交往不仅可以使人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公开、自由的表达，从而得到理解、修正、平衡和确认，还可以形成人们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共同体中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而普遍交往的形成也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现代化的充分实现为前提的。因此，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必须是生产力普遍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现代化社会，生态文明必须在现代化建设中实现。

　　第二，针对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冲突的现实，生态文明必须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解决生态问题不等于人类停止发展、退回到原始的生态和谐。对于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问题，一是要有计划地让大自然休养生息，二是要诉诸现代科技发展，促进生态修复，这些均需要通过现代化建设，在科技、规划、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现代化不只是器物层面的进步发展，更是理念观念层面的创新转变，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上，生态文明的生态理念、生态机制、生态技术等，需要在全面进步的社会中通过全面发展的人来践行。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人是理性与自然性的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这样的社会和人，不是原始的生态和谐所能包含的，而是需要诉诸现代化的当前和未来发展。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各国现代化发展，虽然第一次现代化在事实上带来了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但不能由此定论现代化的内涵和方向。人类总是在反思历史、洞察现实、创新理念、修正方向中发展的。如今，生态文明的展现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意味着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而是可以有一个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和发展方向；建设生态文明并不等于人类裹足不前以致物质匮乏，而是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和战略依托。生态文明与现代化完全能够正向影响，耦合发展。

（荐稿人：胡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