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转换的概念及模式

　　精英转换(Elite Transformation)主要是指精英特征或结构的群体性变化，对这一问题的大范围研究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东欧各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借鉴到中国之后常见有“精英转换、精英更迭、精英轮替、精英转型”等不同的中文表述，本文采用了最常见的“精英转换”的概念。

　　在对东欧社会变革的研究中，精英转换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精英再生产(Elite Reproduction)和精英循环(Elite Circulation)。前者认为制度变迁并没有造成精英结构的本质变化，旧有精英会通过调整自身的能力特征以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而后者则认为精英的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的制度规则会把旧有精英从权力中心驱逐出去，让符合新制度需求的精英群体取而代之。[1]在精英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Igli和Rus[2]发展出了精英适应理论(Elite Adaptation)，该理论指出，精英再生产的发生主要是基于精英群体本身的适应能力，即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也会依靠其自身的信仰、规范和行为互动模式等要素尽快地适应新的情境;加之外部条件的干预，旧有的精英可以自然而然的与新出现的精英之间实现政治上的和解。因此精英的再生产其实只是少数精英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的变化，大部分精英并没有改变其原本的工作和活动范畴，即使变动也是在同一领域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小范围调整。结合上述三种模式概括而言，在判断精英转换是否出现时一方面可以关注整个精英群体的革新和主要特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政治精英群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的变化。

　　对应到中国，虽然建国后国内并没有发生类似于东欧那样的社会巨变，但是大规模的精英转换仍然存在，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完成了一次从革命型官僚向技术型官僚的精英转换过程。[3]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为转折点，原本那些教育背景相对薄弱、专业技术能力相对匮乏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忠诚获得成功的政治精英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新型的中青年技术型官僚，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专业知识背景。

　　二、中国精英转换的研究思路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精英转换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主要从领导人的新老交替角度进行分析;而以Zang Xiaowei和Li Cheng等为代表的香港和海外学者则主要是从精英群体特征的角度入手进行实证研究和趋势分析。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中国精英转换的完整架构。

　　(一)中国政治精英的新老交替机制

　　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新老交替问题是一个对中国政治能否保证稳定、持续地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作用和影响的问题。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实行的是终身制，领导者的“政治退出”并没有规范化和正式化。但从中共七大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以来，到中共十七大胡锦涛创立了领袖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提名制之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机制越来越完善：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为标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真正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七大又在领袖产生机制上有了重大创新。[4]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既要解决年龄较高的领导人的“政治出口”，又要实现年青有为、富有活力的领导人的“政治接班”;既要保持党的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要使党的领导人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想和提升能力素质水平。在我国，作为政治精英最顶层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他们的新老交替问题是政治精英群体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鞍钢结合履历分析的方法对历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等变量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和分析,党政高层领导人如果要进一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通常需要经历两级台阶的考验：担任党的省区市委书记和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5]胡鞍钢同时还提出了“中国政治家集团”[6]的概念，中国政治家集团的产生经历了严格的多次民主推荐筛选和民主选举的过程，因此集团成员多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全局性的领导经历(担任过省部级单位主要负责人)。

　　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新老交替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过程，根据相关研究资料可以整理如表1所示：

表 1 中国政治精英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过程^{[7][8][9][10]}

　　由此可见，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新老交替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于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任免和提拔方面，研究对象主要是高层领导者的特质和政策主张，且研究群体基本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范围内，缺少对中央层面的其他党政精英群体和中央层级之外的精英群体的研究。

　　(二)中国政治精英的群体特征及规律

　　国内外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我国精英群体特征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背景履历分析”的方法，试图通过不同时段和不同层级的精英群体特征反映出其背后的政治体制结构的变化。这些研究在层级范围上涉及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研究角度涉及到其学历、海外经历、民族、工作地点等因素对政治精英个体的职业生涯成长过程的影响，并且研究中往往会区分不同的精英群体。为了更加清晰的呈现出研究中国精英群体特征及规律的发展演变过程，本研究按照研究对象所在的职位等级将这一系列研究归纳整理(见表2)。

　　从表2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海内外学者大都是在统计和归纳精英群体的个人特征、教育和职业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分群体、跨时间、跨地域、跨层级的比较分析;或者是就群体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突出的特征进行集中探讨。通过这些指标的收集、测量和比较，结合政治精英所在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学者们归纳、分析得出许多有关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转换的重要结论，尤其是一些趋势性和规律性的研究成果：Li Cheng 和White[12]发现以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为界限，中国的政治精英发生了一次大换血，职业官僚和技术官僚成为主流;精英年轻化趋势凸显，并且出生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Zang Xiaowei[13]也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转换进程在党的十三大达到了顶峰，中国出现了一批政治-技术官僚群体;中国选拔政治精英的标准已经从革命功绩转移到了行政能力，并且省级的领导岗位成为一个理想的练兵场。[14]

　　三、精英转换的作用机制

　　关于精英转换的作用机制，海外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1.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经济权力的改变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对国家结构会发生深刻影响，以1989年以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例，工业化带来了劳动分工，社会的功能性分化和社会治理向复杂化发展，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本动员式的政治结构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一系列的社

表 2 中国政治精英成长路径的相关研究梳理

       注：表中的“样本量”是依据“职位统计法（positional approach）”（Zang，1998）^[11]计算，即以研究对象对应的个体职位为统计单位即如果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在以上范围内涵盖的两个不同职位上工作过，那么将被视为两个独立的统计单位。

　　会经济的变化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党政精英的转换，这使得以管理技能和技术水平为标准提拔的干部大量进入政治精英序列。[15]2.暴力革命的影响：社会学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是革命导致政治精英的转换，她通过对法国、中国和俄国三个国家发生革命的比较分析，发现是革命的成功直接导致了政治精英的转换，因为新的政治精英通常会更有能力和意愿去承担社会变革的任务，一般来说，这种转换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3.社会稳定和保持国家能力的需求：与革命的影响相左的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的转换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指出在这种精英转换的机制中，不胜任的精英群体会被适合的人所代替，这种周期性的精英轮替可以保证国家能力的维持和社会的稳定，从而避免导致突发的暴力革命。

　　以上这些观点在中国都不能完全适用，无论是新中国的成立还是改革开放这种历史节点性的事件在中国都有一个独特的背景，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始终没有改变。[16]这一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使政治权力持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以达到权力的维系。因此对于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影响机制分析需要建立在国内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海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角度主要包括领导人个人意志决定和精英的选拔标准决定两种，而这两个角度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进入精英群体的方式和标准的研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决定个体能否进入精英群体的判断标准和衡量指标不同，具体体现在官员录用制度的改变，而领导人的态度和意见往往会成为影响官员录用制度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的政治等级结构具有高度的集权和等级化特点，政治领导人在做决定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现任领导者可以通过修改录用资格和方式等来影响精英群体的组成结构。[17]在现代中国，进入精英群体的判断标准主要可以概括为“红”和“专”两个维度，具体来看也就是表现在精英的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对此学术界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是用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工作能力，用党员身份(包括入党时的年龄和党龄等变量)来衡量政治忠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保证其成员的工作机会的分配对于维系整个队伍的整合性与纪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一味的偏好那些思想上“红”的人，就会混淆个体的政治上优秀和本身能力素质水平高的两方面属性，从而掩盖了个体除去政治属性之外的贡献，因此对个体的这两方面属性进行区分，可以有效的提炼出共产党在其成员中选拔精英的标准。[18]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研究受教育水平对个体加入共产党的影响程度，也就是研究专业能力水平对政治忠诚的影响程度，Bian等人[19]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阶段的探讨，建国前受教育水平对于个体能否入党几乎没有影响，建国以后的影响以正向为主，但是其中在文革阶段的影响是负向的。建国后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党员和工作机会之间的关系变化，共产党不再对社会上的工作机会形成垄断，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的学识都成为找到好工作的重要条件，就此，Dickson和Rublee[20]总结了1980年代中国的三条可以通向成功的职业路径：1.黑色路径：黑色是学士帽和学士服象征，这也就意味着高学历的重要性，尤其是获得海外高校的学位;2.金色路径：就是指从商的道路;3.红色路径：代表着加入共产党，所以在那个时代，入党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获取物质利益。另一种研究思路是将二者放在同一层面，研究这两方面因素对于个体职业生涯的影响，这需要从个体自加入共产党开始的整个职业路径中来寻找答案，结合1996年在全中国范围内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中的政治精英的职业路径分析，Walder[21]发现个体入党时间的早晚对于精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个体而言，整个职业路径发展过程中的“中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通常个体认为在这个中点之前加入共产党对于其自身职业发展的价值会更大，而现实中往往是那些品学兼优的个体能够较早地获得入党的机会。但是如果仅就受教育水平和入党时间进行比较，早入党的个体会更有可能被提升到行政精英(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领导干部)的序列中去。这与Walder[22]的另一个研究中对于行政和技术官僚的类型划分具有相关性：那些既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又有较高的政治信仰的个体可以被提升到行政精英的高位，拥有较高的权力和威望;而那些只具有高水平教育背景的个体，会被提升到技术官僚的职位，同样具有很高的威望，但是权威性较小。Zang Xiaowei对“工作能力”与“政治忠诚”两个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析。

　　基于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相关数据，Zang对这些政治精英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出生地、工作地等)，受教育程度(学历、专业等)，职业发展特色及路径(党派、党龄、工作经历等)三个大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这两届政治局委员大多都同时具有技术和政治官僚的特征，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23]在此基础上，Zang又对“政治(政治忠诚)”和“技术(工作能力)”两个指标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例如将受教育水平继续分为在重点大学中受过教育和在非重点大学中受过教育;接受的是理工科方面的教育和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教育，他指出同样是有过高等教育的经历，“受教育的水平”是比“有大学文凭”更加合理和有效的衡量指标。[24][25]同样对于党员身份的指标，Zang指出用“党龄”作为衡量指标比“入党时的年龄”更加合理。另外Zang还提出了功能划分与精英选拔之间的关系，即党和政府两个序列在中国政治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其对人才的要求标准也不同：通过对1988和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省部级领导的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政治忠诚的要求没有党委部门高，但对于技术能力的要求二者的差别不大。[26][27]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国内相关数据可获得性的逐渐增强以及精英群体的持续更新，关于中国政治精英转换这一主题在未来可预见的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充实对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的相关研究，不仅着眼于中央高层，还应包括近五年被甄选提拔的地方党政干部，对比分析他们与上一代精英群体的特征差别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二是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扎根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精英转换的影响机制，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加入对于非正式制度的关注和理解，将政治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加入到解释框架之中。三是在分析变量的选择方面适度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忠诚”这一指标的影响力逐渐受到更加多元的指标体系的冲击，例如党政干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程度”等，并且“党龄”或者“入党时的年龄”能否有效的衡量政治忠诚度仍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在职培训和海外进修等项目的增加使得“受教育水平”这一指标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在新时期，如何找到“红”与“专”的替代指标也是研究中国精英转换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荐稿人：乐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