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 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冲破 “姓资姓社”的思想羁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使中国驶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快车道。但是，改革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使人们对改革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对改革、经济体制

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误读，错把经济体制改革当做改革的全部，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做全部改革的目标。其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经济体

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这就不仅需要改革经济体制，还需要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而实际的改革恰恰缺乏这样的理性认识。因此，必须在理性指导下，转变改革观念和改革方式，深化政治体制和社

会体制改革，藉此巩固改革成果，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关键词: 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南方谈话; 深化改革; 改革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 “摸着石头过河”的无目标改革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目标改革的飞跃，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长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出现了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改革的社会共识不断消减。为保持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深化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

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点，思想保守，体制僵化，国运衰竭。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小平严厉指出: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但是，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两个凡是”的束缚。经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破除了 “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和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但在意识形态浓重的语境下，中国改革不免带有 “杀出一条血路”的特殊性质，改革更多地体现在 “破”的层面，破除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面，破除一切不适应改革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 “破”后要“立”什么不很清楚，更没弄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后来的实践看，改革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大大压缩了 “改革”的内涵。即使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和理论指导，初期改革不得不 “摸着石头过河”，从提出 “改革开放”到提出 “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变”，直至最后确立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整 “摸”了 14 年。

　　1992 年春，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 “南方谈话”。谈话围绕改革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深刻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及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些观点后来被写入当年召开的十四大报告中，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念。在南方谈话前，他就在不同的语境下多次提及改革问题。比如，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等。南方谈话指出: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言而喻。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以及必然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为应对挑战、降低风险，南方谈话从可操作性角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对策。

　　1. 要不断解放思想。既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社会主义一定有不足之处，并要搞清楚不完善之处的表现及其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标志，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后来苏联及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循计划经济之规，生产力落后，思想保守，体制僵化，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也无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而社会主义实践则是建立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反差过大。从理论上讲，解决二者矛盾的办法就是，要么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要么降低生产关系的水平。经验证明，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生产力无法得以提高。降低生产关系，由原来单一的公有制改革成为不排除私有制，由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选择。但是，这样的改革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更担心会走向资本主义。在这两者之间难以取舍的困境下，不得不对社会主义做出新的认识。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要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一点“冒”的精神，不能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革都是合理的;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断彻底破除了长期以来姓 “资”姓 “社”以及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教条，解放了思想，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2. 采取各种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措施。改革是一场引起社会深刻变化的运动，会有很多消极因素影响改革的进程。在宏观上，有影响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也有影响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只有对各种影响因素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规范才能够发挥改革发展生产力的功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南方谈话认为: 第一，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保障。为防止改革变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左”和右的思想干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 第二，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要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改革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第三，保持社会稳定，抢抓改革机遇。一方面，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为改革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环境，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发展阶段; 第四，搞好党的建设，为改革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坚决反对腐败，依靠法制，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党的建设至关重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改革的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邓小平说，如果党建设好了，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二是注重人才的选拔，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人。根据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领导班子，选人民公认的能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领导机构，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万古长青。三是要教育后代，培养好接班人。与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还比较短暂。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任务繁重，责任重大，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是否能够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路线，需要这一代人的努力，更要教育好后代，使改革大业永续发展; 第五，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为改革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既要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两个文明”一起抓，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第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法宝。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精，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要管用。

　　3. 构思实现改革目标的基本战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检验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最根本依据。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造成贫富差距，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背离了改革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地实现共同富裕。虽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middot;斯密认为，“经济人”在价值规律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并非出于本意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所以，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一是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样的改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是坚持共同富裕的渐进性。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让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是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办法，通过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和技术转让的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四是把握好时机，实现共同富裕不能操之过急，太早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南方谈话不仅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方法和时机。虽然今天解决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远比当初设想的要更复杂、更艰难，但他毕竟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我们也不能苛求邓小平能准确地预测未来发生的一切。

二

　　邓小平曾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确实的，在加速改革、推动发展的同时，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更加突出。这些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每一项措施都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以表明该社会的主要特点，比如，知识经济、计划经济等概念就是如此。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改革，改革开启并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因此，改革是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语境。很多问题几乎都与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可以从改革中找到合理的解答。当然，从改革中查找原因首先必须对改革的目的和结果做出善与恶的区分。改革都是改革者意志的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所以，善的改革是指改革的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实际地实现多数人利益的方式。相反地，恶的改革是指改革的目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实际地实现少数人利益的方式。恶的改革往往也打着冠冕堂皇的 “为天下人谋幸福”的旗号。但是，无论哪一种改革都可能产生 “负”价值，善的改革之所以产生“负”价值在于改革技术上的失误，而恶的改革之所以产生 “负价值恰恰就是它的目的的实现。我国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善的改革。因此，改革的负价值是改革失误造成的。比如说，改革的片面化、不彻底，等等。这些失误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还严重存在，并有恶化的趋势。改革失误的原因复杂，不一而足，更不能一概而论。大致有四种情况: 其一，改革缺乏前瞻

性，没有料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其二，已经预料或者发现了问题而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或者措施不当。其三，问题在改革前就已经存在，但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四，由于受改革自身条件的制约而一时无法避免的问题，并且条件成熟后也没有着手解决。这几种情况在我国改革中都有所体现。总的看来，我国改革是在一个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度里进行的。改革作为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做指导，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而仅有的是 “敢于试、敢于创”的决心和勇气， “大胆试、大胆闯”的勇敢气魄。所以，关于改革的认识和经验只能从改革的感性活动和改革实践中发端。正是敢于摒弃旧的思维框框、冲破一切束缚思想观念的教条主义，破除一切观念崇拜，才在改革实践上为 “大胆试、大胆闯”提供思想解放的精神动力和观念支持，才使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新成就、新经验。当然，以感性方式进行的改革无疑带有浓重的盲目性，增加改革风险成本。单个的改革使不同改革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成为零和博弈。这样的结局与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的形势分不开。在生产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之时，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一时间， “效率”就是一切，只要能够提高 “效率”怎么都行，“不管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目标以后，进一步强化了效率观念，追求 “钱”的冲动激发了社会的创造潜能，生产发展，财富剧增，公平却被边缘化。但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矛盾激起人们为争夺资源而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以及同一利益群体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并渗透到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其中，表现在有形的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住房、健康、环境、教育、娱乐、发展能力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与享受水平等物质方面的冲突是当前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失误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从性质看，这些矛盾都是一种非对抗性的 “应得权力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

　　除却 “存在即合理”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改革失误的呢?应该说，时至今日，新问题应该不是太多，绝大多数都是老生常谈了。就廉政问题而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特别提醒，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虽然颁布、实施了不少反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效果极其有限，腐败依然严重，成为社会的顽疾和执政的大敌。当然，多年来积累的问题 “压缩饼干”似的集中爆发不可能立即得以解决。但是，如果采取措施而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就需要反思了。为什么措施无效呢? 原因可能是: 1. 不知道怎样制定强有力的措施; 2. 不敢制定强有力的措施; 3. 不愿制定强有力的措施; 4. 制定的有力措施被扭曲。如果是第1、2 个原因，说明措施制定者的能力不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提高能力; 但如果是第 3 个原因，说明措施制定者不愿伤害自身利益; 如果是第 4 个原因，可能是措施执行者执行能力不足，也可能是措施伤害了自身。对于前两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初期没有经验的时候，而后两者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既得利益群体逐步形成至今。比如，为防止贫富分化，南方谈话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时机和大致时间。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1986 年为 0. 24，1994 年达到了 0. 4。”现在，一些民间机构甚至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 59，已临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邓小平曾提醒说: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不出所料，问题真的出来了。在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后，原初有带动 “后富”使命的部分 “先富”群体放弃使命并力图使现存利益格局固化，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阻碍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虽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所能完成的，还需要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否者，改革引起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因为，市场经济的功能在于解决效率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相应转轨很难避免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两极分化问题的发生。美国教授萨克斯在谈到中国改革时也说: “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 ( 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 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 所以，在不根本变革旧体制的框架下，所有举措只治标而不能治本。这都源于当初改革缺乏科学的、理性的指导。正因此，未来的改革必须在理性指导下，纠正过去的失误，从而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三

　　经济体制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没有引起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深刻转型，致使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及政治体制严重脱节。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足发展与社会体制及政治体制的滞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长多短”的格局表现出改革 “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的不彻底性。而改革的问题又反过来制约了改革自身，倒逼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政治等领域，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亟待深化改革。在此意义上，深化改革主要是指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与之相关的政治体制及社会体制的改革，使之形成一个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改革机制。当前，我国改革总的形势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在汲取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应回归理性，进一步转变改革观念和改革方式。

　　一方面，转变改革观念。实现改革思想由单纯感性冲动和实践探索向理性化、科学化的转变是对过去改革的总结，也是实事求是地对现实的

反映。在没有改革经验和理性指导的情况下，初期改革被迫 “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成本太大。相较而言，今天深化改革的语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改革的对象、任务、要求等各个方面都有较大差异。第一，初期改革着眼于经济体制的价格机制、分配机制等表层环节，深化改革则涉及到所有权 ( 产权) 、劳动权、收入等深层制度变革; 第二，初期改革着眼于单项措施和体制机制的改革，盲目性很大，而深化改革着眼于系统和协同，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理性目标，目标性、目的性和规范性明显增强; 第三，初期改革仅仅着眼于单一的经济体制，而深化改革则着眼于全方位改革，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卫生、交通、养老、社区服务等一系列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并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效率，加大廉政建设力度，大力打造服务型、廉政型政府等; 第四，初期改革信奉的哲学观念是以 “破”求 “立”，在实践探索中破除各种旧的条条框框，努力探求新体制、新机制，而深化改革确立的哲学观念则是以 “立”带 “破”: 先行确立新体制、新机制为改革目标，以指导改革、设计改革，系统研究改革的方案，理性地设计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实践证明: 没有理性指导的改革是盲目的，深化改革必须是理性、科学、系统的。

　　另一方面，转变改革方式。改革思想的转变必然引起改革方式的转变。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有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指导，也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改革方式。过去跟着感觉走式的、片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远远满足不了未来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必须向规范化、整体化和上下结合的方式转变。第一，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使改革有法可依。深化改革必然冲破旧体制、旧框框，在没有新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改革要么不得不沿用旧法，要么处于 “法制真空”状态，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与被动，得不到宪法和法律支持的改革也是盲目的、危险的。重归法治之路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第二，深化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所有领域、所有行业、所有地区、所有国民，涉及到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产生巨大的 “蝴蝶效应”。单一的改革往往会顾此失彼，产生 “零和”博弈，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整体化改革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便于把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三者间的平衡关系，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第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改革的普遍做法，有利于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但这种改革在认识、动力、结果上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单方面地反映上层的意志和要求，下层民众的要求难以在改革中体现出来，不利于达成改革共识，在实施过程中，民众改革的积极性不强，阻挠改革，甚至扭曲改革。深化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立体式变革，需要来自顶层的统一规划和指导，更需要来自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以达成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荐稿人：孙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