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收入不平等问题，其结果可能就是使国家走向象拉美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从统计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均等状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很多文献指出，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World Bank，1997；Yao and Zhu ，1998；Khan and Riskin ，1998；赵人伟等，1999；Yang，1999；Kanbur and Zhang，1999；李实，2003），而收入差距分解的结果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Tsui，1993；Hussain ，et al.，1994；Kanbur and Zhang，1999）。近年来，很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并没有被充分地加以研究。由于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卡恩，1999），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缓解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图1：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1987-2001）（略，见附件原文）

 

　　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1984年降到了最低点，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1995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时，城乡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但1997年以后，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参见图1）。到2000年，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率已经达到2.46，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实，2003）。Yang（1996）、Ye（1996）、Xue （1997）、Yang（1999）和Kanbur and Zhang（1999）也分别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变化的呢？早期的研究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经济增长的特定阶段、城乡二元分割（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和城乡比较生产力差别（蔡继明，1998）等原因。李实（2003）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第二，农村居民承受了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第三，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第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虽然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是易于理解的，但是在实证上却很难分离每一种因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由于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很多的政策因素都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因素，因此，这就使得在实证上分离各种政策因素的影响成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获得了很大的进展。魏尚进等（Wei andWu，2001）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认为经济的开放并不象人们从总体数据上所感受到的那样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数据显示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这就使得其所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下降了。陆丁（Lu，2002）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比来度量收入差距，并且发现：（1）城乡消费差距在1990年代有扩大的趋势，但在1990年代的后半期，这一扩大趋势有所减缓；（2）更高的人均GDP 水平意味着较低的城乡消费差距，而且这一关系在1990年代有所加强，这隐含着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度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部分；（3）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越大，则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这隐含着限制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4）地方治理的效率（以人均消费/人均GDP 之比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李实、魏众（1999）和李实（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方面，外出劳动力打工的收入部分被汇回了老家，另一方面，劳动外出打工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其他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Shi ，Sicular and Zhao（2002）运用9个省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结为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作用。Shi（2002）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且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剩余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则只能由未观察到的因素去解释。

 

　　最近，章奇等（2004）的一篇未发表的工作论文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是带有城市倾向的，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 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作者还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 在GDP 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 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 中的比重在19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作者同时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与章奇等人一样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有两点不同：第一，由于1986年前中国省级进出口和FDI 的统计非常不完全，我们放弃了这一时间段的数据，但增加了1999-2001年间的数据；第二，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与章奇等人相比，我们更多地考虑了政府经济政策，特别是非国有化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本文之前，虽然有一些文献注意到了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蔡继明，1998；Yang，1999；Chen，2002），但都并没有相应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讨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力量相反的两方面作用。第三节进一步讨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政策因素。第四节是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2年，中国第二、三产业所占有的GDP 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51.1%和33.5%，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1.4%和28.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39.09%[①].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的经济政策有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制度的实施是与中国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相配合的。在赶超型战略下，经济资源向城市重化工业集中，而农产品的价格则被人为地压低了，同时，工业部门又由于使用了资本倾向的技术，因此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于是，以户籍制度为基本制度的管理体制就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仍然得以维持。特别是在就业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同时，一些经济手段也被用来加大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雇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被要求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农民工在城市里还受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蔡昉等，2001）。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来的打工者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城市住房费用非常高，这就阻止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家属整体迁移。此外，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方面不为城里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因无法携家属同往而无法得到亲人的安慰和尽照顾家庭的义务，因此他们在城市里面临极高的心理调整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外出打工者多数都希望将来回到家乡，也解释了为什么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大家都想争，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们更倾向于留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而不是外出（赵耀辉，1997；1999a ；1999b ）。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完全是由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由政策因素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中经济里，城市化的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

 

　　首先，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可能有积极作用。在这个二元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的差距，就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Todaro，1969），而劳动力的流动则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城市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将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可能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从改革以来，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而每一种渠道都意味着农村居民中较为富裕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性转为城镇居民。（1）通过户籍的买卖[②]“农转非”，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农村居民更加有实力通过经济的手段获得城镇居民身份。（2）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显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越快。同时，在征地过程中，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尽管一部分农村居民同时被转为城镇居民，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并没有减少，留在农村的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能获得提高。（3）农村居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然后在城镇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和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有更好的条件供孩子读书。（4）通过在城镇地区的就业或与城镇居民的婚姻然后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并不是每个在城镇地区就业的人都能够获得城镇居民的身份的，如果就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那么他获得城镇居民身份的可能性也就提高了。

 

　　中国的城乡收入统计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如果城市化进程中较富裕的农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的收入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阮杨、陆铭、陈钊，2002）。假定中国的农村居民人数为n ，城镇居民为m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分别为x 和y ，我们假定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一位农村居民转为了城镇居民，其收入为z.在该居民转为城镇居民之前，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y/x ，而该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后，城乡人均收入之比（r ）为：

 

 

　　比（y/x ），城镇人口的比重越小，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小，越大。假设城镇人口比重为40％，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5，可以算出=0.625，也就是说，只要在边际上转为城镇居民的人收入达到当时城镇人均收入的62.5%，那么，这个城市化过程就会加大统计的城乡收入差距。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一个临界值是不断降低的，因为城镇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城乡人均收入比也在不断上升，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式将越来越容易满足。如果（2）式得到满足，那么，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结果就是统计上的城乡人均收入比不断上升。

 

　　综合上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其净效应就只能通过计量方法来进行估计了。在本文中，我们还构造了地区间的人口机械增长指标来反映人口在地区间户籍变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存在户籍制度，人口的地区间户籍变换是受政府管制的，可以想象，机械增长人口大量都是流入城市的，由于较富的居民更加可能实现地区间户籍变换，因此，一个地方机械增长人口越多，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个变量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变量帮助我们了解城市化进程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80年代中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为标志，农村改革告一段落，此后农村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经济改革出现。在本文的数据所考察的1987-2001这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城镇地区进行的，这些经济政策也不免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我们试图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捕捉这一段时期经济政策的调整，并分析这些因素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从而为下文中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

 

　　1、经济的开放。经济的开放主要表现为国际间商品流动和资本流动更为频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稳步上升，到2001年已经达到90.1%，首次超过90%.[③]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更多地融入国际市场主要是推动了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金融贸易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由于相关产业是集中在城镇地区的，于是贸易的发展将主要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同样道理，由于国际直接投资（FDI ）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城镇地区，所以FDI 的流入也主要是利于城镇居民的。因此，我们预期经济的开放将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2、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经济的非国有化。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份额上升是由城镇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和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造成的（Lu et al.，2002）。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效地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而城镇地区的就业重构则有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就业的重构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促使劳动力市场工资下降，对城乡收入差的扩大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就业重构过程中有所提高，而且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于是这又将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产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净影响就只有通过实证结果来估计了。

 

　　3、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中央政府通过GDP 增长率来考核地方政府的业绩，因此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当地的经济，而经济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于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因此，在地方财政支出当中只有很少的部分是面向农村的。尽管我们不能够在数据中明确地分离出地方财政支出有多少比重是用于城市经济发展的，但我们猜想，由于地方政府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因此地方财政支出必然带有城镇倾向，地方财政占GDP 的比重越高，城镇地区从地方政府支出中所得的好处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

 

　　4、财政支出的结构。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为基本建设拨款、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文教科学卫生事业、企业挖潜改造和行政管理共五类，本文考察了三项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基本建设拨款，这项支出大量用于城市建设。我们猜想基本建设拨款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因为中国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大量都是由农民工完成的。（2）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支出，显然这项支出是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因此，我们推断这项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应该越小。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以追求地方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因此，各地的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3）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和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因此这一支出的比重上升预期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为了实证地分析城市化及各项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业人口比重可能是一个具有内生性的变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实证研究中引入人口出生率（birth ）来作为城市化水平的工具变量。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是受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在城市生育率的控制相对较严，而在农村则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当政府更为严格地控制生育时，将降低总的人口出生率，由于这主要影响农村地区，将使得城市化水平提高。为了避免当期出生率可能也会受到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的问题，我们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滞后一期的出生率。[⑤]

 

　　D 包括了一系列我们在计量分析中控制的其他变量，而是这些变量的系数。我们在研究中控制的其他变量（所有变量的数据来源请参见附录）包括：

 

　　mpopr ：这个变量是我们计算的1979年以来累积的人口机械增长量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重，计算的方法是先用总人口增长率减自然增长率，计算出机械增长率，再乘以总人口算出当年机械增长量，然后逐年累加算出累积的人口机械增长量，最后与总人口数相除得到比重数据。可以猜测这个变量是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的。

 

　　fdi ：这个变量用来度量开放程度，指标是当年的按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FDI 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trade ：这个变量也是用来度量开放程度的，指标是当年的按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soeemp：这个变量用来度量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指标是当年国有单位职工在总职工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根据上文中的理论分析，这个变量系数的符号只能由实证结果来估计；

 

　　fiscalexp ：这个变量是用来度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的，指标是当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由于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可能带有明显的城市倾向，因此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constr：这个变量是用来度量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的重要性的，指标是当年的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于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是利于为农民工创造就业的，因此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负；

 

　　agri：这个变量表示地方政府当年的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负；

 

　　culture ：这个变量表示地方政府当年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这个变量的系数预期为正。

 

　　agriloan：这个变量是用来度量金融对于农村的支持程度的，指标是当年的银行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于农业贷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利，因此，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负；

 

　　loan：这个变量是用来度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是当年的银行贷款占GDP 的比重。章奇等（2004）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城市倾向和大企业倾向的，因此，预期这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在运用以上变量进行估计时，所有的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也可以看作是弹性系数[⑥].估计结果显示，我们先前的理论判断总体上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首先，我们对包括全部省份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1.表1中的方程（1）、（2）、（3）均为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s ）估计结果，因为Hausman 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我们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⑦]表1的方程（4）、（5）是固定效应工具变量（IV-FE ）估计结果，其中我们用滞后一期的出生率作为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工具变量。从中可以看出以下估计结果：第一，在固定效应估计中，城市化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则显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增大，同时显著性有所降低，不过Hausman 检验结果不支持城市化指标具有内生性问题。地区间人口户籍变换的指标显示，一个地区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外来迁入人口都主要迁入了城镇地区，而且往往是较富裕的人更可能成为地区间的迁移者。

 

　　第二，经济的开放、非国有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均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基本建设支出、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支出的比重上升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将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但显著程度在不同的估计结果中略有不同。

 

　　第四，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显示出与章奇等（2004）不同的结果。

 

　　表1：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指数id）（略，见附件原文）

 

　　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三个直辖市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比较这三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的各类指标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三大直辖市的开放度、城市化水平、就业结构中非国有单位的比重都远远高于大多数省份，这也可能使三大直辖市成为估计过程中的异常值（outlier ）。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不包括三大直辖市的数据重复了上述估计过程，结果见表1中的后3列。比较两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在不包含三大直辖市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城市化显示出了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过Hausman 检验值仍然表明，城市化指标不具有内生性。同时，反映地区间户籍变换的指标仍然显著。第二，经济的开放、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非国有化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均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第三，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上升仍然显示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第四，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综合地来看，在本文所考察的各项因素中，尽管城市化进程总体上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由于我们考察的多数经济政策都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五、结论及含义

 

　　通过对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我们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当我们从数据中剔除三大直辖市后，结果仍然显示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证实，外来人口比重、经济的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的确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同时，我们还发现，金融发展指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选取指标来反映各项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别是进一步减少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将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各项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相反，那之后的经济改革都主要发生在城市或者主要对城市产生了影响，现在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和政策的调整几乎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从本文的发现出发，我们认为中国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政策中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反思的。首先，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始终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忽略了收入的均等化也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从长期以来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下，由于非农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了一些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这样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由于没有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使社会总体上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来抵消现有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由于经济开放和非国有化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降低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并且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方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应该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且加大金融体系对农村的生产活动的扶持。第二，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仍然实行着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和管理政策，一些地方实行的户籍“准入政策”实际上是让富有的人成为城市居民，却没有使更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这就使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一直到最近，中国的中央政府才明确地提出要给农民在城市里同等的就业地位，但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任何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都只能说明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这样的政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地方政府是否能够真正地放弃保护城市居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还需拭目以待。

（荐稿人：胡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