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如同他的其他理论指导实践一样，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启迪和思考的源泉。笔者在学习之中，对此感触甚多，现择其几点，以揭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历史必然性。

一、反分裂、求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反分裂求统一的历史，是一轴反分裂求统一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它演义了一轮又一轮的“天下分久必合”的悲壮活剧，谱写了无数反映这种演义过程的光辉史诗。谁搞分裂，谁就会落得不忠不义和叛国的骂名；谁维护和实现了国家统一，谁就是名垂千古的英雄。这就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主题。

元末明初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开门见山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亡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到献帝，遂分为三国。”诚然，他这只是为展开他的《三国演义》作辅垫。其实，当他作出“天下分久必合”的诊断时，其根据何止是这一段历史。无疑，他根据的是他所体察到的到他那时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特别是疆土广大的元帝国及其被明王朝所代替的历史。如果让我们接着他《三国演义》中的叙述，描绘出全部中国历史的这种争-分-合的过程。则如下图：

统一为主线                      分裂为支线

从上图，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年代越近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872年的历史，那种长期的大分裂的局面就未出现过。可以说，任何一个朝代都把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作为己任而奋斗着，否则，它就难以存在下去。我们从整个中国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凡分裂时期的王朝一般是短命的，它们的历史如匆匆过客，像走马灯似地被更换着。所以，反分裂，求统一，就自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题，牢牢地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之中，谁也改变不了。

第二，争-分-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辨证法。争、分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融合的进程；合的过程即大统一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大振兴的进程。试想，如果没有春秋战国的大纷争及其百家争鸣，怎么可能有中国古代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的辉煌和秦汉的大统一、大振兴；如果没有近百年的三国鼎立对峙局面，何以有被后人尊为智、勇、忠、诚化身的政治家、军事家楷模的诸蔼亮及后人为反映这一恢宏战争进程及其战略战术的《三国演义》；如果没有西晋以后北方出现的所谓“五胡乱华”和南朝北朝的对峙，中华民族何以能如此融为一体和迎来隋唐盛世的降临；如果没有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更替分割，就难得有中国宗教、文化、学术等进一步的发展繁荣；如果没有北宋以后辽、金、蒙古的兴起和南宋的偏安，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王朝的出现，也就不会有断明王朝以后的第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王朝辽阔国土；如果没有这样两个由少数民族统一的中华大帝国，我中华民族何以有今天各民族的如此大融合、大统一；如果没有近现代中国所蒙受的丧权辱国，就不会有接踵而至的改良和革命、科学和民主浪潮汹涌澎湃地兴起和封建王权的最后终结，中华的大振兴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辨证法所碾过的一道深沉轨迹。只有分争，才有比较，才有动力，才有发展，也才能走向最后的统一和振兴。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辨证法。所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这是无情的，有谁能够避免呢？

第三，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中华振兴的新纪元。它将宣告中国近现代史上分裂时代的结束，迎来中华统一的大黄金时代。我们知道，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处于被分裂和求统一的斗争中：从香港、澳门、台湾的先后割让到伪满州国的演变和外蒙古的独立；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从边区政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延续；从改革开放到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无一不是这种斗争的演义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已经历了约十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者更换的漫长岁月！只有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才走上了今天祖国统一大业的坦途。

我中华民族，经过了一次长达150余年的分裂发展之后，现在已处于大统一、大振兴的大黄金时代的前夜，我们海内外的全体炎黄子孙都一定会捐弃前嫌，放弃宗派主义私利，团结一致，为迎接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共同奋斗！

这就是中国实实在在的国情，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主题，这就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前途。

二、中国自古就是“一国多制”国家

这个命题应该无庸置疑。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布于辽阔的国土上，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甚至并存着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所有社会形态。虽经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反复融合、互补，这种状况也未彻底改变过。即使是近现代还是如此。只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以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在陆陆续续地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势力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原因，从1954年到1979年的20余年，消费品奇缺，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有的地方还越来越困难。发达的地区因此而拖倒了，落后的地方则因此更加贫困下去。这是历史曾给我们的沉重教训和思考。一个如此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怎么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用一种模式，以平均主义方法在一朝一夕改变这种状况呢？这种教训提醒我们要重新认识和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和多制度并存的国家，一刀切是不行的，平均主义更不行。

基本国情不可违背，谁违背了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国家，如果从主观愿望出发，硬要实行某一种所有制，这既不合乎实际，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都会有多种所有制存在，至少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公共和国家所有，一类为私人和集团所有，只是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各自的比例、地位不同罢了。一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通常是前者居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是后者居于主导地位；其比例前者一般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后者一般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主义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公和私，其实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公寓于私之中，私受制于公，谁也离不开谁。那种奢谈所谓纯而又纯的某种社会制度者，那种什么事都要纠缠于“姓资姓社”、“姓公姓私”者，实际上是对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这种唯物辩证法则的一无所知或者是要故意亵渎和违背，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发展所必须经过的自然历史过程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历史形态一窍不通。

只有当认识和正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基本国情和基本理论时，我们才有了“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形成，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才有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开创和实践。所以，多种所有制并存，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两种制度并存，都是社会发展固有的规律使然，基本国还必须使然，决不是凭人们的主观臆造可以成就的。

三、天下分久必合，也是当今世界的趋势

中国自步入近现代社会以来，其命就与世界的潮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天下分久必合，也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

地区经济一体化运动几乎牵动了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求和加入这种集团。欧洲一体化举世瞩目，堪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典范；东南亚联盟一体化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阿拉伯世界、拉美、非洲也都朝此方向前进…所有这些都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明显标志和趋势。

全球化一方面显现于经济全球化，但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没有文化的先导和轨迹，不可能没有政治为此服务，不可能离开多极化的基础。例如，世贸组织、国际银行、各跨国公司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和结果，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控制者的政治组织；它们既以经济为内容，又有着浓烈的政治文化背景；既具有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又不可回避地要顾及、容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自己的特殊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与多极化进程相统一的实体，这就是现在世界的潮流，这也就是天下分久必合的大势。

世界的这种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社会制度共存和共同发展的进程，是它们互相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求同存异的互补互融进程。这一进程的实质和前途也有一个人们议论纷纷、纠缠于其上的“姓资姓社”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如本文前述的那样，社会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中继资本主义之后所必经的阶段，根本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历史已清楚揭示出：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因此重要的是，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标准只能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只能是顺乎时代潮流，努力跟上和促进它的发展而已，这也就是人们在它面前必须做而且唯一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其他那些杞人忧天的奢谈、妄想和盲动。

所以，面临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天下大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视它、适应它、驾驭它，以为我们服务，发展我们自身；同时又更进一步推动它的发展。应该说，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国际环境渊源。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情及其历史主题和历史潮流，都告诉我们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荐稿人：易丽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