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多少革命是“成功的”？有多少场革命带来了长久而稳定的政治新格局？这两个有趣的学术问题，正在美国国防与外交部门内引发新的辩论，尤其是就中东问题而言。

　　两年前，剧变席卷中东时，人们通常称其为“阿拉伯之春”。当时，在开罗或突尼斯，一群群年轻人走上街头，那情景看上去激动人心。那时，我们大家很容易欢呼事件的发生，或至少在Twitter或Facebook上发条信息、以示支持。

　　如今，美国一些关键领导人物悄悄地改了口。他们不再说“阿拉伯之春”，而开始说“阿拉伯革命”。虽然“革命”一词听起来也充满希望，但有一个重大隐患。上月初在阿斯彭(Aspen)，华盛顿一名显要人物面对一群位高权重的商界领袖和政策官员宣称：“如果你回顾一下史上历次革命，比如，美国、俄罗斯、法国、中国和古巴的革命，你会发现结局不错的或许只有一场，那就是美国革命。”因此，他补充道，如果情况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发展，那么“我们最好计划一下如何应对未来一代人时间里的混乱和动荡”。换句话说，埃及或叙利亚当前的混乱远非异常现象，而似乎是一种悲哀的正常现象。至少，这种新的“革命”论是这样认为的。

　　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人看来，这种历史观或许有失偏颇、令人反感。一方面，美国“革命”并未马上产生一个完全稳定、和平的民主制国家。相反，美国革命后来带来了一场极其暴力的内战。而美国之外的某些革命，即便过程不总是完全和平，其结果也大大好于怀疑者的预期。柏林墙(Berlin Wall)的倒塌并未导致东欧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波罗的海国家脱离俄罗斯，也没有引发太剧烈的动荡（我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因为我的记者生涯就始于报道波罗的海革命，而革命过程的平淡无奇让我很郁闷）。如果你还不相信历史有时会产生让人惊喜的结果，那你可以看看英国今年1月新推出的一部关于纳尔逊bull;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精彩纪录片。影片表明，南非的“革命”跟美国革命一样了不起。

　　但不管你怎么看待个别革命，新的“革命”一词明显对美国当局构成了重大问题，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在最近的美国债务上限风波中，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财政政策不是唯一分裂美国的问题。在如何处理外交政策、以及阿拉伯革命（或曰阿拉伯之春）的问题上，美国政界如今也存在严重分歧。

　　在阿斯彭，无数昔日和当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辩论凸显出这种分歧。当权者中有一派非常肯定地认为，美国必须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力度，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为了保护人们想要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的愿望，以及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势力得势。但当权者中另一派则同样肯定地认为，疯子才会去掺和中东问题mdash;mdash;干预只会让局势变得更糟，尤其是有鉴于革命往往难逃悲剧和一团糟的结局。一名前军方领袖不满地说：“美国公众已经被全球化搞得焦头烂额，他们对战争感到厌烦。”

　　确实，唯一得到每个人认同的一点是，当前围绕财政预算的争斗削弱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损害了美国的信誉，从而导致美国面临的政策选择形势大大恶化。或如一位政界大佬怒吼的那样：“眼下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正在别处发生的事情，而是正在华盛顿的两平方英里内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争斗并不新鲜。18世纪，亚历山大bull;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马斯bull;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美国的开国之父，曾就是否应支持法国大革命展开激辩。但在杰斐逊操心巴黎的事情时，美国还只是世界舞台上的小角色。如今的美国，与那时大不相同。无论如何，问题的关键在于：下一次哪位美国政界人士谈论中东（或在Twitter上发有关中东的消息）时，留心观察他用的是阿拉伯之“春”、还是有争议性的“革命”一词。微妙的用词变化可能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变化几乎完全无人注意到的时候。

（荐稿人：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