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城镇化是现在经济政策的热词，在经济史的意义上，城镇化从来都是扩大内需、盘活市场的最佳方略。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言之有理，我们将在严格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这当然是令人心动的消息。

　　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向城市涌动。发端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又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正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深度演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释的经济学逻辑。原因在于，当我们说到城市化，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改称为城镇化，当我们说到城镇化，我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化的进程，是政府计划或者引导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思维，总是在控制着我们的脑袋。但事实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一定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而人口流动或者迁徙，一定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府的计划所为。不是政府不愿意，而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城市，也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市场推着人走。蔓延全球的市场化力量，香港的市场化力量，把深圳这样的城市，推到了中国人的面前。

　　相关的教训其实是很醒目的，但似乎没人愿意总结。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走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在这样的政策逻辑延续作用之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基本的路径也是如此。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应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农民不能在大城市成为市民，而必须要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间或可能出现劳动力的回流，却并非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基于个人其他因素的考量。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却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外出，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就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一旦没有流通，就意味着广大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政策性浪费。这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会再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所谓拉动内需，在这个广阔的方向上也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我们和广大农民工一起，憧憬着两会带来的新希望。这，是中国梦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荐稿人：符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