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清贫，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对为官者的期盼，是黎民百姓对为官者的梦靥。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历史和百姓绝不吝啬褒奖之词，一定会代代传唱。如，西门豹、汤斌等。但是，历史长河的官员浩如烟海，仅有凤毛麟角的几位，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现实状况。只有发生群体效应，才能改变世界。这个群体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解放中国，为什么能发展中国？方志敏同志一言以蔽之：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贫”大概是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吧。不过，这是相对概念。为官者，不管何朝何代都有薪俸。薪俸虽谈不上发家致富，但绝对能够满足当地的基本生活条件，应该永远与“贫”字不相往来。为什么老百姓期盼、赞誉为官者清贫呢？因为，清指清正、清明、清廉、清白，贫则不贪图灰色收入，不损公肥私，不搜刮民脂民膏。两者合起来，即爱民如子，为民做主，替民办事，解民之困，教化民众而不收薪俸外的回报。这样的官员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老百姓希望他的生活优裕而现实远远低于希望值。故，人民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封为“清官”。还有一些官员把自己的薪俸拿出来扶危济困，或家庭原因薪俸不够开支而心无旁骛，那就更得到人民的敬仰了。

　　之所以敬仰，是因为古代为官“清贫”太难。“一年清政府，十万白花银”就是真实写照。学而优则仕。绝大多数官员是通过层层选拔上任的，知书明理，为什么坐上官位就“暴富”呢？归根到底还是“官念”问题。为什么做官，为谁做官？历史无情的答案只有两项：一曰：精忠报国、士为知己者死；一曰：光宗耀祖、名利双收。前者为个体报效，后者为自身荣光。谁还把人民的生死记在心上呢？纵使也有“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勤政者，那也是历史版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已。这不是臆断，而是“父母官”的真实反映。“父母官”当然地位高高在上，管理居高临下，原则唯我独尊。这样的体制只能产生“封疆大吏”竭力保护自己的“山头”而已。尤其是“父母官”这一概念，为腐败提供了舒适的温床。因为当官者是“父母”，所以接受子孙的孝敬顺理成章，孝敬“父母”的“父母”更是天经地义。以群体来“孝敬”个体，不“暴富”才怪呢。所以，看破弊端而又毫无办法的明智者大声断喝：“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那也只不过是对“常态”的无奈呐喊罢了。

　　这种“常态”延续几千年，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被打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宗旨，奉行“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利益观。目标是共产，工作是服务，地位是公仆，利益是为民。崇高的信仰锻造共产党员成为特殊的材料，甘受清贫，乐于服务，无私奉献，潜心为民。于是，就出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全体“高官”自动降薪而济民的佳话。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官民成为了心连心、共呼吸的命运共同体，拯救了中国，解放了中国，发展了中国。

　　时至今日，腐败在党内滋生，贪名贪利贪地位，卖官卖权卖王法。纵使是极少数，但也潜藏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危险，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纵观腐败的原因，一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思想还未完全肃清，资本主义思想时时闪现，隐藏的“癌细胞”稍失防范就容易激活；二是，政治理论学习不够，党性修养缺失，理想信念模糊，“清贫”意识自然就淡薄；三是，我们在探索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难免万密一疏，如权力监控体系不健全等；四是，国际环境的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蓄意破坏我们的政治生态。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一个伟大的愿景——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三严三实”的治党方略；“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这就是我们铲除腐败的底气，这就是我们铲除腐败的方略，这就是我们铲除腐败的利刃。

　　蓝图已经描绘，成为现实还需加倍努力，尤其是党员干部要“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积极投身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之中，牢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清贫，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当苦行僧，而是一种全新的“官念”：当官不是为个体效忠和自身荣耀，而是为人民服务；当官不是争取自身利益，而是谋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官不是为了做百姓的主人，而是做人民当家做主的公仆；当官不是追求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而是追求洁白朴素的高雅境界等等。只有把持这样的“清贫”，才能“战胜许多困难”，才能达到目标，才能实现伟大的“富有”——中国梦！（荐稿人：罗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