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向世人昭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 2018)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立足于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现实情形,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形成了以“方向论”“方法论”“目标论”“主体论”和“环境论”等“五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这“五论”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缘何要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新的起点上, 科学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对于坚定中国特色改革道路自信、构建中国特色改革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新的伟大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方向问题上, 我们历来立场坚定、原则不移。早在改革开放伊始, 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关注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他认为,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邓小平, 1993) 他还指出,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 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 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 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邓小平, 2004)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今天, 习近平同志尤为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方向性问题。他再三强调,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在方向问题上, 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习近平, 2014) , “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 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习近平, 2018)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重要论述与科学论断, 为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政治遵循。把握这一政治遵循, 一是要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推进我国改革事业, 以免在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二是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既勇于反对那种将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混于一谈的西化思想, 也敢于批判那种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而行恢复旧体制之实的极左行为, 以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惨遭中断。这就表明, 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同时兼顾社会主义方向和市场经济导向。其中, 社会主义方向是内在灵魂, 指引着改革开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奋力前行;市场经济为内生动力, 驱动着改革开放事业永不止步。二者偏于一方,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方向迷失而踟蹰不前, 就会因为动力缺失而难以为继。这就是“不实行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 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警示背后的深刻价值意蕴所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才能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避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立场, 疏忽这一前提、动摇这一立场, 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失去了根基。对此,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强调决不允许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有丝毫犹豫,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 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 1994) 。然而,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受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其中, 左的错误倾向质疑、反对改革开放, 它将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视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将对世界各国开放中国市场的做法看作是向资本主义国家投降, 进而提出重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右的错误倾向虽赞同并力推改革开放, 但它反对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就历史教训而言, 左的错误倾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造成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曾严重束缚甚至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右的错误倾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导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 也一度给苏东国家的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苦果。客观而言, 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在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都有着“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的思维缺陷, 也都有着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认知弊端。为了辨识、反对和纠正左右错误倾向, 就必须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使二者真正成为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贯彻和落实。唯此, 我们才能不因为左倾的思想僵化而贻误改革, 不因为右倾的改旗易帜而断送改革。诚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 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 排除各种干扰,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 2014) 。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我们才能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活力。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从宏观制度安排层面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立场, 那么, 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则是从微观运行机制层面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趋向。回顾40年改革开放史, 中国改革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选择、坚持、改造和完善的渐进过程, 其标志性成果无疑是形成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于这种认识,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 (习近平, 2018) 。从理论上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追求目标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原则, 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实践上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筹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 既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 进而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通过政府“全面协调”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 进而维护着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和谐。也正是这样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实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补互动, 从而使“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作用与“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的政府作用共生共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亦证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制度的最佳方式。这种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 它在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同时, 能够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克服市场机制自身缺陷, 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持续推进的双赢局面。党的十四大以来,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彰显出的巨大优越性, 有力地回击驳斥了那些试图终止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要求进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怪论、谬论。这就意味着,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我们要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作为一条红线, 将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 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 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习近平, 2018) 。正确科学的改革方法, 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事半功倍效果的不二法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诸多方面。其中, 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无法孤立进行, 任何一个层面的改革都关乎并牵动着其他领域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其他方面改革予以密切配合。所以说,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习近平, 2018) 。如果各领域改革方案单打一、各方面改革措施不配套,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必然难以持续, 全面深化改革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针对此种情形, 习近平同志提出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要严格按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十六字方针, 始终坚持“四个结合”的改革思路, 即坚持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相结合、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相结合, 从而确保在宏观层面上增强改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在微观层面上提高改革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显然, “四个结合”的改革思路既有效避免了因情况不明、措施不当所可能诱发的社会不安和社会动荡, 也成功解答了是否坚持改革、如何推进改革的现实难题, 进而为稳步推动改革进程、顺利实现改革目标提供了方法保障。当前,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空前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和艰巨程度, 我们迫切需要坚持辩证的思想方法, 通过明确改革导向性、重视改革协同性来精准把控改革节奏和精确把握改革规律, 从而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新的发展水平。

明确改革的导向性, 在强化问题意识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开启的改革开放, 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倒逼的结果。面对当时严峻的意识形态现实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人们。对此, 邓小平同志开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药方”。他指出,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 1994) 。40年来, 我们正是借助改革的方式、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于是, 习近平同志总结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 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习近平, 20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 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我们将强化问题导向, 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习近平, 2017) 。面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全面深化改革仍是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与希望所在;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 也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予以解决。就此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 即便“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 但他们并不是完全不赞成, “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 (邓小平, 1993) 。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刺激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 旧问题、旧矛盾也亟待解决。仅就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而言, 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的存在, 一度阻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诚然, 全面深化改革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远非如此。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条件下, 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如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都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涉及利益调整和分配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会压力沉沉、阻力重重。这是因为, 全面深化改革越到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时, 其所遭遇到的“暗礁”“潜流”“漩涡”也就可能越多。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时, 不仅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 而且还要有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自信, 通过明确改革的问题导向性, 从解决关键问题着手, 逐步探索出一条破解改革困局、化解发展难题的新路。

重视改革的协同性, 在增强统筹谋划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作为新时代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绝不是某一领域、某个方面的改革, 而是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改革。为此,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还应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和系统性, 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谋划好改革的环节、改革的举措和改革的步骤, 以此提升改革的整体实效。要知道, “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 (习近平, 2014) 。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具体改革政策与改革方案时, 不能只讲经济体制改革而忽视政治体制改革, 或只讲社会体制改革而忽视文化体制改革, 或只讲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而忽视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而是要加强各项改革之间的衔接与配套, 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方面改革的良性互动, 进而从整体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不难想象的是, 如果各项改革各自为战, 缺乏协同配合, 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牵制、抵触,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难以持续下去, 即使短期内有所推进, 其效果也未必最佳。故而, 习近平同志强调, “改革越深入, 越要注意协同, 既抓改革方案协同, 也抓改革落实协同, 更抓改革效果协同, 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 (习近平, 2017) 。另外,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既要讲改革的总体谋划, 也要讲改革的局部突破, 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重任,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意蕴内在地要求我们锁定改革重点、狠抓改革关键。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而言, 经济建设依旧处于全党工作的中心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进行, 并不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牵引和传导作用。唯有紧紧扣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 争取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 继而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改革, 方能形成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 也才能把全面深化改革引向深入。

三、全面深化改革“目标论”

改革实践的落实呼唤价值目标的确立, 价值目标的确立引领改革实践的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具体改革目标的确立,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砥砺前行。当前, 我国改革已经走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半程, 并进入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后半程。就后半程而言, 这一时期的改革若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重任, 必然不能采取先前那种零敲碎打的、碎片化修补的点线单向形式, 而应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出发, 采用一种系统的、联动集成的面化多向模式, 亦即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为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题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目标进行了准确定位, 首次提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习近平, 2018) 。显而易见, 这一总目标从“制度”“国家治理”和“现代化”三个维度, 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不仅为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提供了行动指南, 而且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准确把握这一价值目标的科学内涵, 既有利于真正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 也有助于更好地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方向和制度取向。

一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价值目标逻辑严密, 对之必须完整地理解和认知。单纯从文字表述来看,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 第一句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 这两句话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能否只讲第二句, 不讲第一句?对此,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 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 才是完整的” (习近平, 2017) 。诚然, 这一科学阐释也相应地赋予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两层含义。其中, 第一层含义道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属性和发展方向, 即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 这是不容有半点质疑和动摇的刚性规定。也就是说, 全面深化改革并非无原则、无方向, 它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或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那么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和实质, 不仅无法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而且还极有可能迷失改革方向而误入“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致于重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覆辙。可见,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而是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知道,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旧的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会产生, 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 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习近平, 2018) 。第二层含义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要点和主攻方向, 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提升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过程中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这是因为, 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 是由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人民生活习性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另外,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也需要随之改进和完善。但国家治理体系无论改什么、如何改, 都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自信, 国家治理体系就难以规避权力强制抑或权力涣散的制度性缺陷,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无异于天方夜谭。而随着制度自信的缺失, 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丧失继续推进下去的底气和勇气。

另一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价值目标重点突出, 其聚焦点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0年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顺利渡过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新时期, 也使中华民族迎来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 “我们将总结经验、乘势而上, 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习近平, 2017) 。健全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自国家诞生以来,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每一次政权更迭与政治动荡, 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低效甚至无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密切相关。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国家制度体系内容陈旧、运行不畅, 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彼此疏离、互不协调, 即使执政者德才再兼备、能力再超群, 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制度支撑, 社会问题和矛盾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而随着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累积, 以致于积重难返最终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正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以后就十分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建设, 期间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也遭遇过惨痛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根据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发展实际, 适时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变革, 使得市场和社会活力释放、民主法治化水平提升、人民参与意识增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得人心。与现实世界中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乱局频繁仍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盛世景象, 更是从整体上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相比人民群众期待, 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 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习近平, 2018) 。比如在经济活动中,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政府配置资源时的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屡禁不绝;在民主实践中, 民主监督乏力, 民主形式化问题严重, 协商民主制度化水平低;在法治建设中,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 党和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增强;……为此, 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积极建构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 从而不断提高运用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四、全面深化改革“主体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 也是为实现自身利益和满足自身需求而奋斗的过程。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奋进目标。诚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 2012)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改革而改革, 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改革。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再到江泽民、胡锦涛, 再到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人每段时期所推进的每一项改革, 无不是基于对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考量。通观40年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一刻也未曾忘记改革利民、惠民、富民、强民的理念, 一方面着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积极做大社会财富积累的“蛋糕”, 不断为社会分配公平正义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人民共同富裕, 缩小不同群体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公正平等地享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现实期, 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不仅要继续做好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 借助经济发展坚定持续改革的信心, 通过成果共享赢得深化改革的民心;而且还要善于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创造新时代改革伟业。要知道, 人民群众只有在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才会衷心拥护和支持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也只有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最终价值取向, 才能真正拥有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列宁认为,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 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 (列宁, 2012) 。这就意味着,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 也唯有亿万人民的共同参与, 才能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磅礴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 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 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习近平, 2018) 。可见, 无论是确定改革目标、落实改革举措, 还是激发改革动力、评判改革成效, 都要坚定人民立场、回应人民关切、实现人民利益。这是因为, 人民才是改革的主体力量,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能够永葆朝气的秘诀。诚然, 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就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一再提醒我们, “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 改革就失去意义, 也不可能持续” (习近平, 2018) 。所以, 我们“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 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 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真正“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 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习近平, 2017) 。要知道, “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充分尊重人民意愿, 形成广泛共识, 人民才会积极支持改革、踊跃投身改革” (习近平, 2018) 。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而广泛的社会变革在带来发展活力的同时, 也滋生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矛盾。针对当前改革过程中人民利益受损、攻坚难度增大、时间任务紧迫等问题, 如何以改革凝聚共识、用改革激发动力, 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是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而要真正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就必须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的宗旨所在。今天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 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而, 无论是确定改革思路、谋划改革举措, 还是绘制改革方案、落实改革行动, 都要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基础上进行实施, 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改革, 使改革红利的阳光普照在每一个人身上。

依靠人民群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三个不能变”原则。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激发和凝聚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既需要释放改革红利, 以物质性利益进行驱动, 也需要坚守科学原则, 以制度性规范进行引领。全面深化改革要凝聚民心汇聚民力, 坚守科学原则至关重要。对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 统筹推进我国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 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习近平, 2017) 。这“三个不能变”原则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也为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体力量提供了根本依据。首先,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自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 全面深化改革事业须臾离不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彰显改革的人民主体性, 使改革的每项内容和每个环节都能够体现出党的意志和人民的诉求, 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改革共识, 也才能形成无坚不摧的改革合力。其次,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步骤与方式方法上可以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 但在改革的总目标、总方向上却要一以贯之。就此而言,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就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大前提下, 变革剔除那些同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合时宜、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部分, 建立健全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 并通过制度上的完善和制度执行能力上的提高, 促使改革成果更加及时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再者, “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尺度, 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和执政目标在改革领域的生动呈现, 充分流露出“为人民而改革”的价值旨归。无论何时, 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也才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顺利推进。

五、全面深化改革“环境论”

唯物史观认为, 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始终处于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变化的过程之中, 而改革便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曾强调,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恩格斯, 2012) 。这就表明, 改革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全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旦改革议题遭到搁置, 社会将会变得僵化停滞而缺乏生机。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 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 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邓小平, 1993) “文革”结束后, 在邓小平同志的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及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把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 中国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经济科技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已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改革开放成为了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然而, 改革希望与改革风险同在, 改革成就与改革问题并存。面对“两个没有变”的现实国情和世情, 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涌现出的阶层固化、贫富分化、贪污腐化、道德恶化的现实景状, 我们唯有坚持改革、完善改革、深化改革, 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我国进一步发展所要面临的一系列突出困难和挑战, 也才能够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的基础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今天, 改革开放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 我们若要抓住和用好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进而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就必须不断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外环境, 积极营造有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

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内环境, 其着眼点在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改革由矛盾促使而发、由问题倒逼而成, 矛盾和问题也是在改革中得以克服与化解。对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 “面对未来, 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 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除了深化改革开放, 别无他途” (习近平, 201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虽令世人瞩目, 但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样不容小觑。当前, 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镇贫富财产差距等“三大差距”需要深化改革;补齐脱贫、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需要深化改革;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同样需要深化改革;……如果我们对以上问题和挑战掉以轻心或处理不当, 那么势必会给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造成负面效应, 从而遮蔽和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证明, 回避问题、无视挑战不仅无益于矛盾的解决, 反而会使问题积重难返、矛盾根深蒂固。我们唯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积极应对各项风险和各种挑战, 才能有效解决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续健康发展。所以, 在问题与矛盾面前, 我们要增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勇气, 决不能因为困难而畏缩不前, 也决不能因为挑战而望而却步, 最终错失改革良机、贻误改革进程。诚然,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来说, 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既无现成经验可鉴, 更无固定模式可循。这就意味着,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 必须要有锐意改革、激励创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摸索逐步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改革新路。要让世人明白, “在新时代, 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 将改革进行到底” (习近平, 2018) 。这种改革决心的坚守则依赖于改革考核与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 既要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给予鼓励、表扬, 也要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败行为予以宽容、谅解, 着力营造一种“想改革、能改革、敢改革”的浓郁氛围, 进而创造一种“改革为人人、人人都改革”的生动场景。正是在此意义上, 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继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时代, 除了继续深化改革外, 别无他途。

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外环境, 其关键点在于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 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中国自身, 并向整个世界辐射延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就充满自信地讲到,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 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 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邓小平, 1993)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凭借这样一种国际视野和全球担当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事实证明,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确实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21世纪, 随着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因素更加复杂、更趋隐蔽,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界点, 世界整体发展形势极不乐观, 金融危机在诱发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的同时, 也一度引发了社会动乱甚至是政治动荡。当然, 全球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波及到了中国, 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需求的严重不足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尤甚。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全球金融风险依旧存在的当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才是最佳选择。那么,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究竟来自哪里呢?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改革开放。习近平同志认为,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 (习近平, 2018) 。新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虽已步入新常态, 但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发展就可能由于缺乏持续的增长活力而陷入停滞状态。为了应对和化解这种危险,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加强对外经济交往, 相继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部署并推进着全面深化改革, 既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 也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生机。可以说,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总之, 习近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一个立意深远、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改革依旧是人心所向, 开放仍然是大势所趋, 任何企图误导改革、阻挠开放的呼声和行径终将会被时代发展的洪流所淹没。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改革坦途已就、开放险路已除。在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时, 全面深化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 其困难和阻力空前增加。然而, 在困难与阻力面前, 如果中国的改革无视社会主义方向, 那么支持改革的力量就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呈现, 且这种自由主义势力会假借激发社会发展动力而为私人资本甚至国际资本辩护, 结果导致改革因“变色”而夭折;如果中国的改革蔑视公平正义的要求, 那么反对改革的力量就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的整体主义 (如新左派思潮、民粹主义) 登场, 且这种整体主义势力会假借维护底层民众利益而为平均主义招魂, 最终引致改革“变味”而终止。为此,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为指引, 自觉高扬改革旗帜、弘扬改革精神, 始终坚持改革、持续完善改革、不断深化改革,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回应民众关切、以全面深化改革担当大国职责, 进而在排除左右干扰中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荐稿人：赵娜）